冯骥才，1942 年出生，天津人，著名作家、书画家、民间文艺家。作为“文革”后第一批作家，巴金、冰心叫他“大冯”。任全国文联副主席时，大家也叫他“大冯”。高中打篮球，他身高 1.92 米，双手可以灌篮，球友们开始叫他大冯。1985年，继代表作《神鞭》系列扬名后，他接连写了《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 怪世奇谈”系列，将中国民俗文化付诸笔墨，构建出一个源自传统和致力于独创的津门。此外，他还是书画家，在他个人画馆——大树画馆中，收藏的 260 幅作品，几乎一半关于民间文化保护。

     7 月底，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伟岸的“70 后”冯骥才疾步向记者走来。只要在天津，每天他都会来研究院，直到晚上六七点才离开。

     文学艺术研究院于 2005 年建成，成为以理工科闻名的天津大学内一方独特的人文天地。建筑设计师为周恺，也是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总体规划中方总建筑师。据说他主动请缨，担任研究院的设计。研究院主体是现代主义风格，具有典型的工业化色彩，与院内的水池、奇石，以及冯骥才民间收藏物相辉映。 步行研究院，随处可见冯骥才十几年田野工作的所得：一座明代木结构门楣立在庭院一隅，来自冀南黄河边民间，木质斗拱飞檐，历经岁月原本彩绘图案已几乎全被风雨洗去，只依稀留下点点绿色；散落的几处纤夫石，来自巴东巫峡香炉滩，为三峡蓄水前所取，石上清晰刻划着纤夫以绳拉船，经年累月摩擦留下的深沟……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放进我的人文理想，特合适。”冯骥才曾如是说。

     冯骥才自称“行动知识分子”—用行动来实现思想，或把思想变成充满活力的行动。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他的行动力更是惊人。用他助理小高的话来说：“来了就忙得找不到人，不是在见客，就是在处理各种事情。每天，只能见机逮住 5 分钟的时间向他汇报事务。”

     和他谈话时，也能感受到这位“行动知识分子”的高度紧张。冯骥才谈话密度相当大，他曾说这是因为他在寻找最恰当的词汇来表达最准确的含义，追求思考的严谨性、逻辑性、准确性。他说，自己身上有好几个口袋，每个口袋里都装着一件事，需做哪件事时，就翻哪个口袋。现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口袋行将翻完，冯骥才迅速将自己的手伸向了“中国传统村落”。

     目前，非遗名录有四级，国家一级的非遗有 219 项，省一级的 8500 项，市县一级的加起来，总计超过了一万项目。

     “2012 年以后，中国已进入了‘非遗后时代’了，我们基本上把中国大地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摸清楚了。”

     冯骥和中国民协几位负责人在乡村进行全国性田野普查。

     再花个十年抢救古村落

     2011 年，人民大会堂，冯骥才做了一个即兴发言。

     他向温家宝总理发问：“汶川地震时，你在北川，为大禹的故乡着急，因为禹里乡沉在堰塞湖湖底了。中华民族何止一个大禹的故乡？”

     他说，“我们有着五千年农耕的历史，基本都在村落里，但村落没有文字史。

     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认真翻阅，它就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了。我们在这么短时间里，把中国 600 个原本千姿百态的城市，变成了同一个样子，这是时代的文化悲剧，是我们这代人的无知。”

     很多人觉得冯骥才说话太“冲”。然而，总理感动了。不到十天，“建设部的头头跑到天津来找我，说国务院让他们来找我研究村落怎么保护。”

     连夜，冯骥才写出方案。第二天，就将方案发给建设部。不久，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四部委开始筹建“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工程”。今年 6 月，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

     早在 2002 年，冯骥才曾对山西榆次后沟乡进行普查抢救，想要将其作为一个传统村落保护的案例样本。

     当时，他邀请了从事传统村落摄影工作数十年的摄影师李玉祥，一同去往后沟乡，对当地的建筑、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进行普查。离开后沟乡时，他曾有所顾虑：“我站在古村里，心想我们走了之后，谁来保护它？文物贩子听到消息，会钻到这里，买走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村民们富裕起来后，也会自己把它毁掉，盖小洋楼。怎么办？”

     如今，后沟乡情况良好，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开发商有序结合去进行改建，并没有完全旅游化，让村落保存了下来。

     “我觉得最好是，老百姓自己保护。”冯骥才告诉记者去意大利时的见闻。

     某年，他住在佛罗伦萨。清晨4 点多，上街溜达，见到一个人，拿着样东西在抬头看。他凝神细看，那人手里拿着块墙皮，墙皮上绘着彩色花纹，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老墙皮。那人正在寻思墙皮从哪块墙上掉下来的。找了半天，他发现是从窗户底下掉下的，就将墙皮放在这家门口。

     “这个细节给我印象很深，意大利每个人都拿文化当回事。如果拥有者不知道文化的珍贵，这是文化的悲哀。”冯骥才说。

     在城市化浪潮中，260 万个中国自然村，面临危机，其具体情况又不为人知。

     马知遥是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博士后，他曾参加过非遗普查抢救工程中布老虎的项目，现在被调去传统村落研究发展组。他告诉记者，相比非遗普查抢救，传统村落保护更为复杂：“一是因为传统村落保护是跨学科的。一支考察调研队伍，需要建筑学、美术学、非遗、软件工程、考古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这与以往传统村落仅从建筑学上保护是不同的，冯骥才更倾向于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精神内涵保护，这在全球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二是方法上，非遗是如年画保护那样，进行普查和抢救，而保护古村落，冯骥才认为则需要研究保护方法、标准，以及寻找千差万别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理论与方法。”

     “任何一个文化遗产后面都应该有一批专家”，这是冯骥才经常说的一句话，他所做的正是为政府提供了一个专家队伍做支撑。

     之前，葛村被媒体命名为“镇江最美的古村落”。有媒体曾以《冯骥才估计又要叹息“ 最美古村”又要拆了》大做文章。

     但研究院对此有所怀疑。以旅行者的方式，马知遥和同事去葛村考察了一个星期。他们发现当地的情形和媒体所报道的并不相同，以上的村民愿意拆迁，因为大多数老房子都处于坍塌的状态根本没办法居住，村庄里苍蝇满天飞，村落结构非常糟糕，环境也并非山清水秀；而砖雕木雕等民间艺术，也没有媒体所说的那么多。

     “中国的传统村落有多少没有进行过核实，是否存在为了多捞国家投资，出现一些瞒报和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要多走些地方，为传统村落提供标准，另方面，就是发现一些遗漏的传统村落，尽可能为政府提供一些真实信息。”马知遥说。

     因此，传统村落名录的认定就尤其重要。“我现在所做的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先把传统村落摁下来，”冯骥才告诉记者：“上个礼拜，我刚做完了第二批传统村落的评定。现在第一批，评了 646 个，第二批，不到 1000 个吧，具体的数我不能说。明年，我们要评第三批。”

     冯骥才坚称，“抢救不是书斋里的工作”。2001 年，冯骥才当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其后十几年，他一直在全国忙碌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02 年，这一抢救工程开始实施，计划十年完成。主要有三个对象，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和民俗。冯骥才的身份是抢救工程的发起人。这年，他刚好 60 岁。

     “农耕文化不比城市文化落后”

     “真正的中国农民，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天人合一。农民跟自然的关系比我们真切得多，对自然的感知也真切得多。

     中国人把自然当做生命来感知，而农耕时代的一个村落里面，村有村规，有村约，有村俗。它有底线的，不能什么都干的。

     如果你要让农民，把好的农耕文明全扔掉，进入城市，他也进入不了城市的文明生活。他就变成一个文化的流浪汉，这才是农民最可悲的。”

     2013 年 7 月，冯骥才在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十几年来，与民间打交道的同时，文人冯骥才也学会了与政府、与官员打交道。最初，“抢救工程”在全国推行异常艰难。“比如，说服村长，你还得说服乡长和县长，如果他们不同意，得不到支持还是不行。”冯骥才对本报记者说，“我就像武训办学一样（艰难）。”
记者：1994 年，您在天津做“旧城文化保护”，是否作为您文化遗产保护的起点？
冯骥才：22 岁时，我也做过。那是“文革”前，城市变化是缓慢的。那时天津城里有很多砖刻，有很多砖刻大师，生活在天津。解放后，并不把这些东西当回事，反而当作旧东西、旧文化。但我觉得非常精美。当时，我自己做过调查，纯个人的。我在自行车后面绑了一个凳子，带着一个破相机，有时看哪块砖刻好，我就在房前站那凳子上，把它拍摄下来，做记录——哪条街多少号有什么样的砖刻，还拜访了一些砖刻艺人。
记者：您做天津“旧城文化保护”，也是以影像的方式记录老城，但作为一个群体性的保护行动，更系统规模也更大？
冯骥才：当时我是做了三件事：第一、呼吁政府。这事就呼吁，现在老城的中心部分保存下来了。第二，把老城整个拍摄下来，让后代知道老城是什么样子。要不然，我们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留下一个文化存录，对一个民族很重要。所以，联合国文化遗产里边，有这个物质文化遗产，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个记忆文化遗产，他们把文化的记忆看得很重要。第三，我就找市里要房子，做了一个老城博物馆。让老城的老百姓离开老城时，把属于老城历史生命的细节，捐到这个博物馆里。现在，博物馆已经建起来了。
记者：这三步是怎么想出来的，是不是有什么国外的方法给您参照？
冯骥才：我觉得是自己想的吧。当然，会有国外的一些理念，然后也经常出国嘛，会有一些理念。
记者：做文化抢救这些年，对您内心的提升是否有影响？
冯骥才：它跟我创作是两码事，不是大脑的同一个部分。我一部分去想绘画的事情，另外一部分去想文学的事情。比如，我到法国去了，我事先想好，我在法国去写点什么吧。忽然，我这次想换一种方式。我从来不用电脑写字，这次我在iPad写。我想用随记、散文、格言警句、对话，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常自由的文体，就是综合文体。我不想写一般的，比如我看见一个什么东西我从那分析，不是这样的写，我是完全写我的思考。所以我写了一本西欧思想游记，我已经给了三联了。
记者：从作家到行动知识分子，会否因为责任重了，对创作有消极的影响？
冯骥才：没有，我觉得作家实际也不是在书斋里，作家要跟各式各样的人接触。作为作家，你要跟普通老百姓接触。我之所以要参与文化抢救，是因为这些跟老百姓密切相关，跟中华民族的历史，跟民族的集体性格，民族的独特情感，我们的观念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想这些是一致的，写作和行动没有分离。
记者：您说您现在要把传统村落“ 摁下来”，是否因为每一个村落都有特性，需要分析，制定方法？
冯骥才：所谓的“摁下来”，就是先不要动它。如果某个村落要申报，我们专家认为你的村落应该受到保护，那需要村子给我们写一个承诺书——即绝对要保护好了，不能动它，要是你真正动的话，要拿规划。规划的话，需要研究，研究是一对一的，每个村落保护的方法、形式、手段，都不一样，它可能原则是一样的。
记者：您曾在与周立民老师对话时说，站在某个古村里，心想我们走了之后，谁来保护它？当时您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想到方法了吗？
冯骥才：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老百姓自己保护。中国城镇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老认为农耕文化比城市文化落后，其实并不一定是落后啊。我觉得真正的农民，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天人合一。农民跟自然的关系比我们真切得多，对自然的感知也真切得多。比如，二十四节气，农民的感知比我们要强烈得多。二十四节气里有一个“立”字，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个“立”字多美。春天还没有来，只要立春节气一到，春天立起来了，它推不倒了，它来了。中国人把自然当做生命来感知，而农耕时代的一个村落里面，村有村规，有村约，有村俗。它有底线的，它不能什么都干的。如果你要让农民，把好的农耕文明全扔掉了，进入城市，他也进入不了城市的文明生活。他就变成一个文化的流浪汉，这才是农民最可悲的。倒不是住了高楼，用抽水马桶才是幸福的，你给了他几十万钱，他可能全打麻将了。我觉得，怎么能让农民离开的时候，也知道他身上有美好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我们政府只是把城镇化的百分比数字，当作一种政绩来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农民本身有很多文化。这些文化，对一个民族来讲，是根本性的。但是，农民并不知道这些文化的重要。我们个别知识分子，认识到它的价值，这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那您觉得，通过互联网，能否让更多中国人知道中国民间文化或古村落保护呢？
冯骥才：对，我觉得网络是一种办法，网络媒体很重要。最近十几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事，现在，老百姓基本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知道这个词了，原来这个关键词都没有，现在起码有这个词了，也知道应该保护了，保护概念有了。有和没有是不同的，有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但我觉得，除了互联网传播，还需要做教育。
现在，我们的教育，跟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距离太远。我们的教育太不以人为本了，也可能和现在整个的国家价值观有很大关系。
记者：那传统文化保护如果要可持续发展，除了教育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呢？
冯骥才：我觉得要可持续性，政府应该支持志愿者。在西方社会，文化保护主要靠志愿者，应该支持民间热爱这件事情，让人民去做。现在某些地方政府，当官的有问题，他只关心政绩，跟他政绩挂不上钩的事情，他没有兴趣，他恨不得把一切事情都变成他的政绩。
记者：还是要有专家在后面，然后大家一起来做？
冯骥才：对，政府首先应该听专家的，应该放手支持专家去做，还应该放手支持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