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们在面对纸墨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态都有，笔下自然泥沙俱下。当作画成为炫技献媚的手段、画作成为谋利进爵的工具的时候画家之间比拼的不再是艺术水准，而是生活水平；敬畏的不再是大自然和载入美术史的丹青妙手，而是腰包与头衔；琢磨的不再是入古出新，而是人事网络，如是等等，不一而足。这样发展下去，真的有点糟糕。
    坦白地说，当下许多画家是为钱而画的。衣食住行，哪样都要和钱说事，画家没钱，会面临无穷无尽的尴尬。画画卖钱，古来有之，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卖画致富，理应提倡，没什么好指指点点的。问题是，画作的精神文化属性毕竟是第一位的，单纯强调其商品属性，则艺术评价体系势必要出乱子。令人担忧的是，在当下画界，市场标尺竟然成了衡量画家成功与否的首要凭据，谁的画卖得最贵，卖得最多，谁就是最令人羡慕的榜样。
    用钱可以轻松收买媒体与评论家，画家的心思不得不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倾力筹谋自己的润格如何快速蹿升。为钱而画，就不得不迎合俗世所好，画得满满的、艳艳的、具有某种象征意味的（譬如一轮红日象征飞黄腾达，满壁青崖象征大有靠山，等等）。就眼下而言，很大一部分画作的归宿，最终将指向礼品消费市场。
    在世俗好尚与个性风骨之间作选择，一部分画家会痛苦得辗转反侧，而更多的画家是毫不犹豫的。因为他们深深懂得，钱比艺术更实惠、更紧要，更让人义无反顾。
    有了钱才能更好地“培植”名，有了名就能更多地“招徕”钱，名利从来辅车相依、不可切分。画家如过江之鲫，而市场份额毕竟有限，所以只能让一部分“名角”先富起来。有了名，作品“每平方尺多少钱”这个硬指标才会节节攀升，才会频频出镜、前呼后拥、鲜花掌声。所以画家没有不想成名的，为了成名，甚至可以不择手段。
    画家成名的途径有如下数种：在官方主办的重大美术展事中入选、获奖；拜入某个声名显赫、山头高耸、弟子枝分叶布的所谓“书画大师”的门墙，先进圈儿，再竭力侍奉，期求得到提携；在官办美术团体或专业美术机构踞有重要席位；在专业美术学院或知名综合性院校的美术学院身居要职，占领学术高地；有过硬的政治背景或雄厚的资金背景作支撑；自办媒体、拍卖机构，或与诸多有影响力的媒体、拍卖机构互惠互利、关系密切；在政府机构扼要部门担任核心职位，业余酷好丹青；食客三千，豢养有颇具规模的评论家“啦啦队”等等。
    黄宾虹曾认为，中国画学是有人格的，这种人格主要表现在“多读书、广见闻、有胸襟、勤习苦”等方面。其中，他特意指出，如果能够做到“不贪浮誉、轻售图财、心无俗虑”等，便是一个“有胸襟”的画家。若拿这些标准对照当下画家，可能要令人大失所望。然而，假使真按宾翁的标准做到了“有胸襟”，则或许要被讥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冬烘先生。这便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画界之怪现状。
    为官画的目的无他，也是名、利二字。眼皮子活的画家都很明白，向当权者献殷勤，为权杖在握者作画，会换来大把大把的好处，甚至能改变命运、鱼跃龙门。当官者稍有暗示，言辞间略作微妙表达，画家便应当像孙行者领略菩提祖师那三下击打一般，赶紧携画登门。有了这般颖悟通透，不愁博不得官员欢心。
    譬如时刻观察官方推出什么重大活动，宣传什么典型人物，一有动静，便即搜索捕捉、付诸实施，伏案描绘，迅速发表。这样的画作，当然容易在官方主办的美术展览中受到青睐。如是为官而画，日积月累，便成为又红又专的画家，或许在某个机缘凑巧的当儿，就被提拔为自己心仪已久的某级美术官员。
    当下画家的创作心态盘根错节、相与咬合、互为因果，呈一锅粥状，严格意义上说，许多时候是不容条分缕析的。
    上述三个方面，抽样试作切片观察，难免挂一漏万、有失偏颇，兹乞教于方家。然而，一个不刊之论是，有什么样的创作心态，便会有什么样的画面艺术效果，这个是决计糊弄不了的。宣纸和水墨，既不会为浮薄躁乱的创作心态买单，也不会将高洁孤迥的丹青人格遮蔽，一切都在作品中真相还原，不垢不净，不增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