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1，西方文化中的“弑父情节”

中国与西方有一处很大的差别：中国是遭遇现代，而西方是自身演变。西方的自身演变导致其文化中存在一种强烈的“弑父情节”。比如在学术上，一个人要确立自己的价值与独立性，必须杀死他的“父亲”——完全批判、否定、颠覆其老师的观点。电影《危险方法》中有一个情节：一次激烈的争辩中，弗洛伊德情绪激动突然昏厥在荣格的怀里，荣格必须通过否定弗洛伊德而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次事件有文献记载)。这种颠覆性反叛的例子在西方文化中不胜枚举。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同样如此，一切现代主义确立的标准和规范，后现代主义要进行全部的否定，一个不留，彻底颠覆。

1500年前后中世纪进入尾声，现代社会即建立在对中世纪的全面否定和“弑父”的基础上(将这一千年称之为“黑暗时代”而放置于对立面)。通过颠覆“上帝”的中心地位，确立了以“人”为核心的主体性。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传统社会的破碎和解体、情感的屈尊、社会矛盾的激变、无数的战争和悲剧，还有对传统/过去强烈否定的态度产生的“现代性断裂”和“弑父情节”。

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化中辩证的思维很多，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件事物如果对其它事物采取极端相反的态度只会走到自身的反面。换句话说，在中国文化中很少有对其“前者”采取完全对立的态度，注重对自身历史和过去的尊重。当然，在当下为适应时代的发展而积极改变自身极为重要。整体上，中国文化仍然体现出“温和、保守”的特征。“保守”并不是意味着不进取，而是不采取与过去“断裂”的态度。

2，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原因

文化，是对社会变化的一种反应。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是对现代社会出现危机的一种应答。20世纪初，现代/西方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上都陷入到严重的危机之中。原以为现代社会本以为会把人类引向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同任何事物一样，现代社会同样带有否定自身的因素。20世纪初现代社会的危机导致了一战和二战的爆发，几乎将世界毁灭。所以整体上20世纪的文化(哲学、文学、艺术)都是在对现代社会进行激烈的批判和反思，并试图寻找答案。政治领域激烈的批判并没有产生一个新的可以取而代之的结构，于是这种激进的批判态度转移在文化领域，后现代主义以激进的方式，用一连串的反叛、否定、拒绝、抵制的话语试图从边缘颠覆中心，希望把现代社会居于中心地位的一切权力、结构、秩序都消解掉，对现代社会的价值、道德、规范、标准进行了全面的质疑，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乌托邦”，这种激进的态度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生命体，那么后现代主义就像人体的免疫系统以疼痛的方式对身体收到的伤害进行的一系列激烈的反应、抵抗和自我保护。

3，后现代主义的转变

后现代主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发生了一次转变。

以1964年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为标志，后现代主义转变为消费文化。它表面上延续了“多元文化”的口号，用标新立异的方式、貌似激进的态度，对全球不同文化的各种文化符号进行拼贴与挪用，以极具诱惑的商业视觉手段，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实现了对全球文化的“一元”统治。后现代主义最初反叛的“形式”被篡夺，然而文化反叛的“精神”却被剥离。从此，后现代主义彻底转化为一种美式消费文化，转变为美国对全球的文化霸权。成为了最无批判性、价值虚无、最服从于资本规训的艺术。

严格的来说，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已经不再是后现代主义。它抛弃了后现代主义从边缘对中心的抵抗，这才是后现代主义合法性的依据——后现代主义“边缘”的身份和其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它实际上是美国消费文化对后现代主义的“篡夺”。

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的“艺术的终结论”，对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后历史艺术进行了哲学上的辩护，犹如一篇“帝国的文化宣言”。艺术确实“终结”了。所谓“终结”并不是指艺术不存在了，而是指全球艺术在“文化多元”的掩盖之下最终进入到“美式消费文化”的同一种模式当中。这种文化，本质上就是把麦当劳“神圣化”，并把它树立为全球文化的模板和“唯一”标准，消解一切文化抵抗，同时对全球有着自身历史传统的其它文化，剥夺其“文化根源”，阉割其“文化身份”，最终导致“全球艺术美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