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到现代建设，人们有意无意地砸掉、拆掉、毁掉代表着传统文化的古时建筑和文物，有学者就此愤慨地评论“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急于践踏自己的文化”，而著名文化人物陈丹青却语出惊人：这是“中国人大气的一面”，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活着”就是最伟大的信仰，即使“两三千年以来遍布全国的草根文脉已被切断”。

中国人最伟大的信仰：活下去最要紧

记者：你怎么看现在的国学热？

陈丹青：国学要热就热，可以“养”很多官员嘛。就像钱文忠说中国国学基础很差，开那么多孔子学院，他想不通老师从哪儿来，想的太天真，一成立孔子学院，院长、副院长、党支部书记就都有饭吃了？！中国最要紧就是混饭吃，大家都有口饭吃，管它什么文化。

记者：为什么现在商业突然开始利用文化？

陈丹青：人太多，该利用的都利用过了，忽然想起来把文化忘了，干脆来弄文化，这也是一种文化，机会主义文化。活着一天是一天，逮着一件事是一件事，中国人是不讲原则的。这是中国人最不好的地方，也是中国人最好的地方。

记者：这是因为中国人普遍没有信仰吗？

陈丹青：是没有西方那样的信仰。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活下去最要紧，这是很伟大的信仰。什么东西有用咱们就用，没用就打倒它，如果翻翻历史发现有用，又会再拿出来，中国人不讲原则，不像欧洲人按照一个哲学系统、思想系统来处理国家的事和私人的事，照胡兰成的说法叫“无故一本正经”，永远在问“我们从哪儿来、我是谁，我们往哪儿去，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中国人不管这些，一会儿很怂、一会儿很猖狂，但是他总能过自己那关。

记者：像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1942》，写河南大灾荒时，人们卖国求荣也要活下去？

陈丹青：对！我觉得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读史，远的读不懂算了，近代史多读。虽然近代史以前被掩盖很多，但现在慢慢在拼凑、还原，很多史书已经出来了，像张鸣写辛亥革命的书（《辛亥：摇晃的中国》），里头还是有很多实情的，你们自己去判断这10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很有文化。

城市乡村化PK乡村城市化：中国用60年毁掉5000年文化

记者：你之前说过，“人口流动已经让上海的气质改变了”，这种人口流动也是对文化的一种伤害吗？

陈丹青：不仅上海改变了，到处都是一样。改革开放前30年，1949年到1979年，就是我们这些城市人都给送到农村去做农民，“城市乡村化”很成功的做到了，我做了8年的农民；1979年到现在，“乡村城市化”，农村人往城里跑，变得城不城、乡不乡，没有像先进国家那样的大都市，也没有先进国家那样纯粹的农村区域，就这样混在一起过。

记者：“城市乡村化”会不会破坏程度小一些？

陈丹青：都破坏得很大。那个时候农村被改变得很厉害，农村地主被枪毙掉或者管制起来，地主的孩子都找不到老婆。农村破坏是从土改就开始。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断了一段时间，然后人民公社后来弄不下去，国家经济面临崩溃。接下来是改革开放，农村慢慢富裕，现在又开始盘剥农村、占用土地，农村跟官方的矛盾越来越白热化，就这样，农村被掏空，完全被掏空了。现在的农村根本不是农村，只是暂时还没有变成城市的一片区域，有人在那活着，那也不叫农民。

记者：文革破坏和现在经济开发，哪一种对文化破坏更严重？

陈丹青：都很严重，没钱的破坏是一种严重，有钱的破坏也是一种严重。山西平遥的城墙之所以保护下来，是因为没有钱拆城墙，结果留下一道城墙，当时全国的城墙基本全拆了。比如北京，六七十年代的城市环境比现在有意思多了，那真是一座古城，现在哪叫什么古城啊？也不是现代都市也不是古城，隔开几块地方，有个紫禁城、有个故宫，其他地方全是高速公路、大楼--很奇怪的城市。

记者：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故乡、对于传统会有一种强烈的怀恋和追溯欲，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还兴起了“寻根文学”，而另一方面，又把传统破坏得相当厉害，比如文革或者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