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馆没有开工证

但行政壁垒往往令“申报无门审批无期”

镇领导对收藏馆被拆给出的另一个理由是“没有开工证”，宋创公司相关人士说，“整个宋庄哪家有开工证？难道要拆平了吗”？“只有格拉斯小院的住宅项目有开工证，其他基本上全都没有，连新建的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和镇政府大楼都没有。”

2005年，宋庄举办了第一届文化艺术节，并提出了“艺术造镇”。

2007年北京市批复了《宋庄镇镇域总体规划2005-2020年》之后，该镇总共116平方公里的土地有50多平方公里进入了规划的建设用地，之后的镇域土地利用规划也与总体规划实现了配套对接。

2008年《城乡规划法》开始施行，“在集体经营性用地上建房不需要征地，但建设也需要审批。”胡介报回忆，“但这类项目在各乡镇普遍是申报无门审批无期。于是村镇单位只能各行其是了。”

这次国土部发现宋庄新增了太多违法建设，且没有在报批程序中，“所以就定义为违法建设，”胡介报说，“而现实工作中哪些该拆、哪些不该拆，镇里应向区里和市里做出书面申明，并分不同情况向国土部门说明或补办合法手续。然而这些细节工作现在却大量欠缺。”

像宋庄这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跟住宅和其他商业项目一样，要盖100多个章，走同样的审批程序”，宋创公司发言人说，“我们也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犹豫了很多次，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

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部门负责审批”。“土地财政之下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一直卡得很死，造成了大量集体土地的闲置。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民强烈希望把集体经营性用地盘活，而国土部门的管理恰恰形成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长期制约，这就是目前的现实。”胡介报说。

曾期望文化造镇

但文化成了地产的广告，年轻艺术家“住不起了”

从1994年最早的一批艺术家方力均、栗宪庭、王强等从圆明园迁入，形成200多位艺术家的聚居村，到现在的5000多位外来艺术家，宋庄的土地租金在这20年从每亩5万元，飙升到一两百万，村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也从三四百元增加到6万多元。

“转折就在2004年”，栗宪庭说，这年小堡村支书崔大柏找到老栗提出想做文化产业，老栗开始力劝当地政府利用艺术家资源和农民空置房屋、空闲土地，吸收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经验，建立宋庄艺术园区。2005年，胡介报又提出了“文化造镇”。

但事情逐渐失控。艺术园区获得官方认可之后地租飙升，到北京奥运会的时候疯狂地盖房子，“利用文化来启动新一轮的地产”，栗宪庭说。

2012年，前一届镇政府支持并做了7年的“宋庄艺术节”，被“中国宋庄艺术产业博览会”取代。栗宪庭在《梦魇宋庄》一文中写道，“整个艺博会期间，且不说宋庄艺术家在博览会上的比例微乎其微，‘博览会’反倒成了国家巨额投资的模式，花费高达1.88亿人民币，其中环境整治就花费1.2亿。”

“事后，有关方面把地产项目招商引资的高额数目，也算成博览会的直接盈利数目去广为宣传。事实上，文化成了地产项目的招投标广告。”他说。

2005年之前，住进宋庄的大多是原创艺术家，“2005年之后，画国画的大量涌入，卖石头、画行画的也都涌到这里，创作的环境被改变了”，马越说，“房价越来越高，那些有艺术理想却还没有成功的年轻艺术家已经住不起了”。

正在争取土地流转试点

但有些艺术家已开始厌弃如今的宋庄

12月6日艺术商业中心强拆未遂后，区里和镇里给村里留了一周的时间来解决问题。“自拆或强拆，必须拿出方案。”李学来说。

小堡村和开发商等协商后，最终决定自行拆除艺术商业中心的南楼和赏石苑小区。

在小堡村给北京市领导汇报情况的材料中，崔大柏提出了“拆、保、控、争”的意见和措施，“拆除在建、在售的违规建筑；保护真正用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建筑和设施；控制可能出现新的‘在建、在售’违建情况；借十八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的东风，争取市里或国家把宋庄镇小堡村确定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使用的试点。”

去年8月，北京市领导曾在大兴区西红门镇调研试点中的农村工业大院改造建设。北京市是在“选择试点，稳步推进”，李学来说，“这个试点指的就是土地流转试点、文化产业试点和新农村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