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以王羲之的《瞻近帖》卷价格最高，是二千金；其次是怀素的《自叙帖》，值千金；再次为冯承素《摹兰亭帖》卷，值五百五十金。宋拓本《定武兰亭诗序》，值四百二十金，价格最低的是《宋四贤尺犊》，仅六金。

名画中，以仇英《汉宫春晓图》长卷为最高，二百金；其次是赵孟坚的《墨兰图》一百二十金；五代黄筌《柳塘聚禽图》不过十两。

吴门各家中，文徵明的《袁安卧雪图》十六两，唐寅《篙山十景册》二十四两，远较仇英《汉宫春晓图》卷低很多。

从中可知，当时法书的价格，比名画要贵很多。而吴门四家中，却以仇英最贵。我以为此处颇有猫腻，具体下文另谈。

在画上记价的好处，是一目了然，买进卖出，挣多挣少，这就是生意人的头脑。所以，我以为项元汴玩收藏，当有盈利的动机在。

如王羲之的《瞻近帖》，记项元汴语：此卷“其值二千金”，后其子果以此价出售。另王羲之的《此事帖》，记此卷“用价五十金得于无锡安氏”，“定价三百金”。如不需出售，则不必定价，若以三百金售出，则挣250金，项元汴算得很清楚。

凡是商人，就有商人的一面。据说每当项元汴觉得自己买贵了时，就唉声叹气，整夜失眠。这时候，他的哥哥项笃寿总会上门，询问是不是又收到了好东西？当项元汴把认为收贵了的东西拿出来时，他哥哥总会击节赞赏，然后以原价买下。看来，这个项元汴，到老都是被惯着的。

论收藏的层次，清人钱泳在他的《履园丛话》中说：“收藏书固有三等，一曰赏鉴，二日好事，三日谋利。米海岳、赵松雪、文衡山、董思翁等为赏鉴；秦会之、贾秋壑、严分宜、项墨林等为好事。”我以为把项元汴和秦桧，贾似道，严嵩，排在一起，那是高抬他了。项元汴只能算是谋利，无非做的是大买卖，用不着随时进出；或做的是固定资产，留给子孙享用的。

然而，从谋利出发，却不妨项元汴把收藏事业做大做强，做到天下第一。真金白银花出去，要想不上当，靠的就是眼力劲，从至今所存的天籁阁中旧物的质和量来看，项元汴说自己具双眼，倒也不是吹牛。

摘自李舟楫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明朝那些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