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手书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公开发表，这幅题词震惊了中国书坛，令无数人赞叹。由此，他“非行非草”的书法又一次被世人广泛认知，进而被加冕为“毛体”。这是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影响深远。

毛泽东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历史伟人，我们更多了解的是他作为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的一面。正由于政名太高，却掩盖了他在诗词、书法等领域的不凡成就。其实毛泽东在书法领域的成就依然非常之高，与历史上任何一位书家相比，毛泽东雄浑豪放、气势如虹、风格独特的书法艺术本身，以及他对中国书法艺术振兴、复兴的巨大贡献和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至少在现阶段的中国书法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评价既不过分，也不夸张，因为毛泽东做到了“是真书家自风流”的大境界。

世人对毛泽东书法“毛体”的认同是毋庸置疑的。但长期以来，一些人把毛泽东的书法定位为“狂草”的误读也是根深蒂固的。因为这个误读，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对中国书法书体的界限。书体的区分主要是以基本形制来划分的，而非以笔墨和气势来区分。以楷书为体，草书为用，谓之“行楷”；以草书为体，楷书为用，谓之“行草”。综合来看，毛泽东书法的准确定位应该是“行草”，而非“狂草”。代表毛泽东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的作品有两幅：一是取大草气势的行草代表作品为《忆秦娥·娄山关》，可竞秀张旭、怀素；二是取小草气势的行草代表作品为《沁园春·长沙》，可比肩王羲之、颜真卿。这两幅诗书合璧、书诗双绝的作品，是书家书写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的扛鼎之作，可雄视古今，为书法艺术上的神品之作、巅峰之作，实则代表了中国书法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唯有中国的汉字因其特有的结构和美感而被称之为“艺术”，中国书法则是世界上独有的视觉和造型艺术，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毛泽东的书法坚持中国文化和书法的本源，在保持中国汉字字形完美姿态的基础上进行继承与发展，用独特的用笔、笔法、章法开拓创新书法艺术，纠正消除了草书过度浪漫(包括随意改变字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中国书法开拓创新奠定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功不可没。毛泽东书法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和魅力，还在于他坚持民众的审美倾向和应用需求的“人民性”特征。他的字虽然是书法艺术，但民众喜闻乐见，是无论什么人都认可的中国字，不生僻怪异、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更不是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认得的字，完全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这是值得思考和发扬的。因此，毛泽东对中国书法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是继王羲之、怀素等书家之后，对草书遗风传承开拓、发扬光大的书法巨人，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高峰。

毛泽东书法的成功，依然没有脱离继承传统——探索创新——形成风格的基本轨迹和客观规律。他书法的根基仍然是楷书，初学欧阳询，吸收颜真卿和魏碑，经历了由楷而行，由行而草的书法必经过程，严谨地继承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传统，实现了从“有法”到“无法”的境界。特别是他广泛研究历朝历代书法法帖，尤其对“二王”、孙过庭、怀素等大家书帖反复临写、品阅，对书道谙然于胸，在行草书上取得了卓越成就。

书法表面看是在写字，实则是在写书家自身的阅历、学识、修养，以及对人生、国家、世界和宇宙的认识、思考和感悟，这种“道痕”对一个书家书风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也决定是否能成为大家的重要因素。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主要在南方学习、生活和革命，南方的地域文化根基，造就了他的清秀、细致、睿智。中年时期，毛泽东又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战斗，尤其在西北“韬光养晦”的峥嵘岁月里，成就了他的豪放、粗犷、豁达。两者结合在一起，无论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特别是毛泽东在西北的历程恰恰是他各方面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使他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个经历不仅对他的革命生涯具有重要影响，也对他书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延安时，他虽然日理万机、决胜千里之外，但仍时常阅法帖，一套晋唐小楷一直带在身边。也正是西北的特殊经历和难舍情结，毛泽东后来所书的《清平乐·六盘山》《凉州词》；题写的《甘肃日报》《青海日报》《宁夏日报》等墨迹，都是精气神十足的精品之作、上乘之作，笔端凝结和流露着对西北的特殊情缘、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