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被作为一个基本审美形态，工虫是齐白石艺术成就的一个突出特色，顾恺之的“写神传照”理论，到了齐白石这里，成了要“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从“形”的方面，他的学生余中英、儿子齐子如等画的草虫，都不逊于他，并且他多次与二人合作。与齐子如合作的草虫画仍有不少传世，如辽宁省博物馆藏的《枫叶知了》、《红梅双蝶》，私人藏的《莲蓬蜻蜓》等；与余中英合作的作品如现藏成都博物院的《篱豆蜻蜓图》(1936年)，现藏四川博物院的《香火螳螂图》(1936年)。齐白石画的草虫，形神骨肉兼具；而齐子如、余中英等画的草虫，具形，少神，具肉，少骨。尽管齐白石在《莲蓬蜻蜓》的题款上称子如“画虫之工，过于乃翁”，但正如齐白石学生于非闇所说，“子如先生的画，确实可以乱真；可是，比起齐老师的工笔草虫，总是觉得工致有余而气韵不足，不如齐老师的有筋有骨、有皮有肉，使人耐看。”

谁能像齐白石在战乱动荡的年代深有“草间偷活”之慨？谁能像齐白石有“不教一日闲过”的坚持，并拥有近一个世纪的长寿？谁能像齐白石有不媚官场的自守？谁像齐白石对农村田园生活有那么刻骨铭心的热爱？“物色之动，心动摇焉”，在景物感动心情时，意境自然酝酿成熟。 因此，齐白石对草虫感同身受，心有灵犀，所以注定难以有人在工虫方面超过他。

“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又一个重要审美形态，所谓“妙”，是支配事物发展变化的精微奥妙又无从究诘的规律。因为“妙”的无规定性、无限性特点，使“妙”超越于有限物象，不拘泥于好看和华美，而是与“道”、“无”、“自然”等有更密切的联系，从而与宇宙造化的本体与生命相通。“妙”往往指一种同“神”相联系的美。齐白石有名言“作画妙在于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

齐白石的草虫，也有人认为太写实，其实齐白石的草虫形象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在似与不似之间。他画的草虫，比实物更美，更生动，更神气，而没有实物的狼狈、仓皇、蒙尘等。他是从草虫的具体形态中抽象提炼出最美的姿态而创作艺术形象。

几乎没有任何一种绘画技术能像中国工笔那样细致地刻画事物的“形”，而齐白石画的工虫，把这种细致做到了极致。

齐白石对草虫的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乡村生活的留恋。在他眼里，具有生灵的草虫没有是非、丑恶，有的是生活的情趣。他把那些丑的、恶的，通常认为不入画的东西搬上画面，营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草虫世界。这是一个生态平衡的世界——没有憎恨，也没有残杀，有的只是一种艺术的情趣。

齐白石进京前，曾捕养过许多昆虫：“蟋蟀、蝴蝶、螳螂、蚱蜢……无不应有尽有”。从1909年到1919年，速写的或工细的画在毛边纸上的画稿最少也在千张以上。 这使齐白石更好地观察各种具有生命力的草虫，并把草虫画得出神入化。

齐白石寓居京城后，北京画坛既是传统文人画的天下，又是西方绘画的传播中心，不管相对于哪个阵营，齐白石都是另类。

齐白石“画吾自画”，不盲从，不忌俗，不避俗，甚至以俗为傲，白菜、芋头、南瓜、笆等皆入画。在北京艺术圈里，不乏对齐白石绘画不认可的，因为他的题材对那个圈子来说，太“俗”，甚至有人称他“乡巴佬”，但由于他的作品贴近民众，有巨大市场。他这种“俗”，是把传统雅文化中的工笔做到极致后的“俗”。题材的俗，拉近了他与民众的距离，使他如鱼得水。

齐白石的“粉丝”也包括他的同事、朋友、乡亲等。他们的需求使齐白石一次次为满足这些需求作出改变和选择，从而最终取得空前的成就。早年画人物最有市场，花卉次之，画山水就有饿死的危险。昔年扬州有画谣“金脸(人物画)银花卉，要讨饭画山水”，所以齐白石曾一度画人物。

一些朋友出题目，也使齐白石更关注市场的需求。这些需求都成为齐白石的动力。

虽然齐白石内心更倾心于阔笔的大写意画，但人们对他那工致传神的草虫特别倾心，梅兰芳、尚小云、金城等各界名人纷纷请他画工虫，梅兰芳还正式拜师跟他学画草虫。这种工致的草虫也颇受市场欢迎，他历年的润格表明，凡画工致者画价必加倍。作为一个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不可能完全忽视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