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关注的是，在1980年前后，也是出于艺术作品要反映社会发展的目的，周思聪还创作了一大批人物画小品。这批作品多以儿童、少女为题材，表现生活情趣和儿童天真为主要内容。与之前的时代主题与社会主题相比，这批作品更贴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些从身边生活当中汲取艺术场景创作而成的作品，受到许多出版机构与个人的强烈喜爱，包括当时几次到国外的展览与文化交流，周思聪展示的也多是这一类作品。在今天繁荣发展的艺术品商业市场上，周思聪的这一类作品也是数量最多、最受藏家关注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思聪的艺术思维又为大凉山和辽西煤矿的写生所改变，她的画风又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随后出现的彝族人物系列，是周思聪渴望追求的人物画新境。这时的艺术语言由生活化、写实化逐渐转入了夸张变形与稚拙生涩，色彩也以鲜艳明丽取代了深沉厚重的水墨变化。与叶浅予、黄胄等着重表现各地方人民生活状态的创作不同，周思聪对大凉山人物的关注并没有停留在外部民族特征的表现上。在这些作品中，她试图通过深入地写生再现她眼前的生活。经过她艺术加工后的生活，更多地带有她自身的创作情感和生活背景。在许多作品中，似乎更透露出画家对自己生活命运与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与服饰特点，成为她表现自我新境的媒介，她有意识地减弱了人物的“外在美”而逐步强调画面整体气氛与心理空间的把握。她的这些作品时而沧桑质朴，时而清新明亮，视觉美在转化为心灵感悟的同时，艺术价值与魅力也得到了巩固与提升。

1983年，周思聪被确诊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件事情或许成为她后期艺术创作风格变化的一个动因。患病之后，由于行动不便，周思聪的风格逐渐更趋向于简约洗练，画面人物的精神状态更因此得到了凸显。大约在1990年前后，周思聪的人物画创作便越来也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墨荷系列。周思聪的墨荷，与以往国画传统中的荷花形象大不相同。她大概也是最早开始用矾水作画的中国艺术家，这一点她是受到了日本画家赤松俊子的影响。而遭受病痛折磨的周思聪，在患病初期还有过心理抗争，但随着时光的推移，她开始更加平静地看待这一问题，于是原来画作中的人物形象，慢慢变成了春草池塘里静谧恬淡的墨荷。传统中国画的用笔、线条逐渐被画家的心理张力所分解，画面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肌理效果，甚至连设色也越发简淡，而具有了一种无可言说的情感诉求。大概周思聪就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化解她身体的疼痛，用对精神空间的突破与超越来完成她心目中对于国画艺术的思考与探索。最终她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混茫静穆、平淡天真的境界：一切技艺、思维都被一种轻淡的墨色和光线所笼罩、所化解，灿烂消失了，沉重消失了，痛苦与对抗消失了，甚至在最后，在周思聪笔下，似乎连情感都消失了。没有了爱憎，没有了悲喜，她只是描绘并不诉说，而在这无声的芙蓉池塘里，周思聪完成了她艺术与人格、精神与现实的完美融合。

在同时代的艺术家中，周思聪所关注的生活与其他画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她关注了人民的生存状态、祖国建设的细节、家国曾经的苦难、山区民众的劳作。她不断地变换着创作的题材，也不断地拓展着她的画境，超越着自我的局限。纵观周思聪的艺术创作，从“文革”后期的《长白青松》、《山区新路》到之后的《人民和总理》；从充满血泪、苦难、挣扎、控诉的《矿工图》到洒满阳光、充满童真的《读书图》；从鼓荡着山林微风的少数民族写生到墨点斑斑、经历了痛苦折磨而终又归于平淡宁静的墨荷，周思聪始终以她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感、对艺术的虔诚与敬畏来面对手中的画笔和面前的画纸。她自觉地反映着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不断挖掘着生活中最生动、最精彩、也最能打动她艺术心弦的片段。她由感而发地铺水设色、调墨造型，她用心去体会老百姓面颊上闪过的一丝微弱表情。人们的爱憎、喜乐，被周思聪的灵心所捕捉，并被她一只灿烂的笔所描绘。而她的画作，也以其自身的魅力，打动了所有伫立在画前的观者。如果我们可以总结周思聪的艺术创作生涯的话，可以说，她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所表现的艺术之美，幻化成为她自己的生命之美和精神之美。她把她自己都融入到了艺术当中，而她也在这融入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人格和艺术境界的提升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