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段题跋、每一个印章都表明原帖传承过程中经历的驿站，牵连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代代因袭相传，构成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链

　　书法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形式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审美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当名人名帖流传于世间，收藏者、鉴赏者在帖的前前后后留下的题跋款识、收藏印章，使原帖叠加上愈来愈多的历史记忆，变为愈来愈长的长卷，代代因袭相传，构成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链。

　　以乾隆命名“三希堂”的“三希”之首《快雪时晴帖》为例：该帖本为王羲之的一纸便笺手札，纵23厘米，横14.9厘米，行书四行，28字。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快雪时晴帖》却是增长的长卷——后代收藏者、鉴赏者的题跋款识、收藏印章使其长度大大增加。

　　题跋款识、收藏印章等是由原帖衍生出来的，但当一纸数十字甚至只有数字的帖衍生为长卷，其原帖不仅是一件艺术品、一件文物，也以其题跋款识、收藏印章所记载的充满奇迹的传承过程，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在由书写者(也可能是摹写者、仿写者)与收藏者、题跋者共同构建的文化链中，每一个传承环节都是值得珍视的历史片段。《快雪时晴帖》曾收藏于米芾的宝晋斋，入元内府后有赵孟頫“奉勅恭跋”的亲笔。米芾乃北宋大书画家、鉴藏家，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家”，赵孟頫是宋元之交的书画大家、“赵体”书法的一代宗师，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由此可见，无论《快雪时晴帖》真伪如何，它曾被米芾、赵孟頫这样的大家欣赏过、揣摩过，并留下了可见、可触、可感的印鉴或字迹，这已足以令后人珍惜而神往。《快雪》帖还曾留下许多与历史事件相联的记载和故事。每一段题跋、每一个印章都表明原帖传承过程中经历的驿站，牵连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

　　无论《快雪时晴帖》究竟是真迹还是摹本，但吸引了许多后世的名家在帖上题跋，这些题跋、印章大都是真迹，确实可贵

　　《快雪时晴帖》究竟是王羲之真迹还是后人摹本？如为摹本，其与真迹的相似度如何？该帖留下了诸多悬疑。穆棣先生归纳出真迹说、唐摹善本说、唐摹说、北宋以前旧摹说等四种，并著《〈快雪时晴帖〉中“达·芬奇密码”解读》。实际上，不惟《快雪》，哪一个由原帖及远远超出原帖篇幅的题跋款识组成的文化链不可以被视作藏有“达·芬奇密码”式的谜？穆棣从考鉴原帖题字“君倩”非唐宋鉴赏家梁秀，而从唐初之褚遂良入手，试图解开《快雪》之谜。

　　也有一些鉴赏家对原帖评价不高，如张伯驹指出：“《快雪时晴帖》为唐摹，且非唐摹中最佳者。”熊秉明甚至认为：“乾隆珍贵之至的《快雪时晴帖》就是这样一个相当拙劣的帖”，“这帖不但是假的，而且是颇坏的临本”，“‘快雪时晴’里第一个羲字的戈钩就很笨拙，‘力不次’三字最显得勉强描凑”。但熊秉明又对该帖的价值做了辨析：“在创作价值上是零；在欣赏价值上是个负数；在考据价值上尚可供参考。其唯一可取的是因有这摹本吸引了许多后世的名家在后面题跋，这些题跋、印章大都是真迹，确实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