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书法借助纸质载体传承千年以上，本身就构成奇迹。与石、铜等载体相比，纸质载体的存留毕竟困难得多。乾隆于《快雪时晴帖》卷首题诗五首，其中一首为：“锦囊乐毅久成烟，老子西升只廓填。独有山阴候逘士，尚携海水历桑田。”历经千载风雨沧桑、改朝换代，历史记载中的许多人和事已无存留下来的实物作证，有物质作载体的文化遗产便格外珍贵。

　　乾隆的另一首题诗为：“赚得兰亭萧翼能，无过玉匣作昭陵。剩留快雪公天下，一脉而今见古朋。”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遗嘱以玉匣置放王羲之《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乾隆庆幸《快雪时晴帖》未遭同样命运，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他得到的《快雪帖》很有可能与传世的《兰亭序》同为摹本。“剩留快雪公天下，一脉而今见古朋”的庆幸竟使乾隆暂时放下帝王的威权，而将自己定位于“一脉而今”的文化链的续接者和传承者。

　　由帖及题跋款识、收藏印章共同构成了承载历史信息的文化链，生动显示着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文化传承方式，凝结着民族的历史记忆

　　握有至高权力的皇帝毕竟不同于普通的收藏者。乾隆极为喜爱《快雪时晴帖》，将其列为“三希”之首，数十年间数十次写下题跋、题诗，还命臣子题字、作画，于是该帖又多了“臣”某某、“臣”某某的“敬跋”、“敬书”、“敬识”。《快雪时晴帖》的盛名与皇权相联系，它的价值得到提升，其珍贵性也因此被盲目确认。1924年，溥仪被驱赶出故宫时，竟在无数珍宝中选择《快雪时晴帖》夹进随身行李试图带走，被守门士兵搜出。此帖被清室善后委员会当作头号“国宝”。

　　《快雪时晴帖》“国宝”身份的获得很大程度上缘自皇帝的推崇。日后人们看到密布于该帖前前后后及空白处的字迹，或许会厌烦其喧宾夺主。它不但为乾隆藏入“三希堂”，而且曾经宋宣和内府、元内府收藏。政府机构的收藏为帖的保存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在文化链形成和传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横向传播信息受限的漫长年代，帖的传承具有偶然性，也因此，来自古老年代原帖与一代代人的题跋款识、收藏印章共同构成了传奇。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展现在今人面前的《快雪时晴帖》长卷是一个整体。不惟《快雪时晴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也因后世收藏者、鉴赏者的题跋款识的叠加而成为长卷。

　　现存古帖无不具有《快雪时晴帖》类似的经历。当原帖与后世的题跋款识呈现于同一长卷，千里之遥的空间距离与千年之远的时间距离被拉近了，原帖的真伪优劣也似乎不很重要了。由帖及题跋款识共同承载着历史信息的文化链，生动显示着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文化传承方式，凝结着民族的历史记忆，理当被视为无价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