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氏兄弟还宦游江浙一带，曾协助陈介祺编撰拓印了《十钟山房印举》及陈汉弟编订《伏庐藏印》，为近代印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可园这段历史，对广东印学的发展很重要。包括陈澧执掌的学海堂，重视书画金石研习，这些教育思想和方法直接影响到学海堂的每一位学子，故从学者多善书作印。我在书里也都谈到了这批人物。”

　　因此，黎向群认为，广东印学风派可谓是“黟山派”与“浙派”两种印风交融的结果。从印学风格上来看，“黟山派”或者说“粤派”取法黄牧甫，运刀以冲刀为主，尚先天法，光洁挺拔；而“浙派”却运以切刀，效后天法，苍茫朴拙。“现在广东印家的艺术风格两者兼有，由于使用刀法不同，所以所产生的刀笔意趣都有不同，它的区别就在于此。”黎向群说。

　　广东印学研究成果蔚为可观

　　在广东地区，除了印家辈出之外，印学研究成果也蔚为可观。近代有黄子高的《续三十五举》，为粤中第一部有分量的篆学著作，对纠正时弊，填补历代篆书理论的空白，其意义深远。陈澧的《摹印述》，指出了篆刻艺术的审美取向，提倡“古朴浑雄”、“雅正为尚”的印学思想。民国时期有蔡守的《印林闲话》，考辨古玺印源流演变。邓尔雅的《篆刻卮言》、《印学源流及广东印人》专论，发展了黄牧甫的印学理论；卢鼎公的《书画篆刻杂谈》、连声海的《金石粹言》等等，对研究印学很有参考价值。

　　黎向群告诉我们，一直以来，南粤前辈学者邓尔雅、容庚、容肇祖、冼玉清、马国权诸公非常重视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广东的印学研究成果走在全国前沿。容庚1919年在《小说月报》上首次阐述了学篆与治学的关系，这种印学的观点的提出，引起全国印学界的关注。” 他又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与弟弟容肇祖合撰了《东莞印人录》一书，是广东第一部地方性的印家传集。

　　该书收录明至近代印家十九人，小传下附有原名印，网罗文献，发隐钩沉，使许多湮没在乡野的明珠重现光彩，这部著作对于研究广东篆刻具有开山之功。

　　之后，冼玉清的《粤东印谱考》(后更名为《广东印谱考》)，该书对粤东地区印谱作一次全面的整理和考证。马国权的《广东古印集存》、《广东印人传》、《广东印学知见录》三部著作，是他搜集广东印学及印人资料汇集，这些专著问世，对岭南地区的印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直到今天这些著作仍然是印学研究的重要基石。可以说，前辈们在岭南印学研究方面，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当为楷模，深为岭南后学所敬仰。

　　近三十年来，广东印学成果有李公明的《广东美术史》(篆刻章节)、陈永正的《岭南书法史》(篆刻章节)，简要提及岭南篆刻；以及新近出版的黎向群《岭南篆刻》一书，是第一部岭南篆刻史，系统梳理和评述了岭南篆刻的发展历程；还有的是梁基永《广州图书馆藏仪清室所集广东印谱提要》一书，补全了冼玉清印谱考，这些都是岭南地区重要的印论及著作，在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影响深远。

　　地域印学仍需发掘和系统研究

　　虽然满目琳琅，但黎向群认为，目前岭南印学研究依然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岭南书法篆刻艺术一直没有引起书法界的足够重视，它在中国书法篆刻史上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仍处于被忽略和被遗忘的境况。“地域印学是全国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部中国印学史，缺乏了某一地区的印学成果，它就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黎向群在九十年代专门到西泠印社购买了一本沙孟海先生著的《篆刻史》，研读之后却发现，其中提及的历代印家，只有寥寥数人。这也是当代书法与篆刻研究的共同缺憾——见其史而不见其人、其艺，缺少地域性研究、缺乏第一手资料，只是梳理书法发展的脉络，基本是现有资料的整理，真正的考证和评述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