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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比龙瑞更年轻的中国画家杨晓阳进一步提出了“写意精神”，讲“大写意”，讲“大美为真”。他不只强调中国画的笔墨特点和文脉传承，而且主张要抓住中国画的一个很主要的审美特点，那就是写意，就是写意精神。这就牵扯到“真”和“美”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只看到绘画反映生活、反映现实的话，那当然要真实地反映。但是，“真”除了客观的真之外，还有真情实感的一面。任何一件好的中国画都是真、善、美的统一。如果做到了“真”而不能做到“美”，那么它的艺术力量、它的感染力就都会减弱，所以杨晓阳把这个问题提炼成“大美为真”。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美术学院的许江院长进一步提出“意之大者”的命题，意思是写意固然应该提倡，但还需把握什么样的写意才是有重大意义的。

 

　　上述这些有重要影响的不同年龄段的画家，在推进中国画发展的行动中，从笔墨到文脉，再到中国画的写意特点，进一步到“意之大者”，对传承的考虑可谓不断深入。实际上，“意之大者”讲的不是画家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而是指情感的社会性。这样，我们在对中国画传统文脉的认识上又前进了一步。

　　2001年，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兼负责中央文史馆书画工作的王明明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画传承的危机，提出了专题调研的任务。调研在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院长马振声的带领下，进行得很有成效。调研中发现，20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大家讲创新多，讲改革多，对传承的强调则若明若暗。一来二去，被改造了近百年的中国画，特色日渐消失，传承体系被破坏，文化内涵在减弱，评价标准出现混乱，写意精神在萎缩，笔墨质量在下降，画家的国学修养也越来越薄弱。

 

　　百年以来，中国西式的学校教育一方面传播了科学和民主，推动了中华大地上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另一方面也对优秀传统造成了极大的挤压和冲击。美术院校的教育也大体如此。中国画家所需要的关乎民族文化的素养，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拨乱反正尚在进行，文脉尚未充分接续，西方现代、后现代美术思潮便汹涌而至，更被院校中反传统精神的年轻艺术家作为“他山之石”，继续冲击着优秀传统，也冲淡了对国画家素养教育认识的急迫感。现在通过研究国学来补课，看来颇有必要。中国画文脉与国学

 

　　“国学”这一称谓的出现，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且比“国画”的称谓出现得还要早。清末，由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开其端。接着，各大学普遍成立国学研究院所，前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东南大学国学院（1924），后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而以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影响为最大。所谓“国学”，就是研究传统学术文化的学问，以研究经、史、子、集为基本内容，正如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所称：“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从清末到民初的国学思潮，就像近十余年兴起的“国学热”一样，大体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普及国学，传播国学知识和国学精粹。这一派在晚清已经出现，比较看重传统学术文化的精粹，被称为国粹派。那时候，西学来得太猛烈了，欧风美雨，雨狂风骤。为了振奋民族精神，需要从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找精神支撑，如国粹派学者黄节所言：“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画家黄宾虹与他发起“国学保存会”的友人邓实创办并任编辑的“神州国光社”便承担起了弘扬“国光”的使命。

 

　　黄宾虹在《神州国光社25周年纪念刊行书画目引》中专门介绍了编辑《国粹丛报》《神州国光集》和《美术丛书》的目的。他说：“此神州国光社者，曩刊报章，用存国学。月刊一编，颜曰《国粹丛报》。区门别类，穷流溯源，谨夷夏之防，通古今之故。俶始乙巳（1905），迄于辛亥（1911），内增《国粹丛书》，网络秘藏，阐扬遗佚，成数十种。道与艺合，书由画兴，特创《神州国光集》，编辑《美术丛书》，存先民之手泽，传古人口授之秘。”

 

　　另一个层面是国学研究。“五四”以后，不少国学研究者尤为强调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整理。他们较晚清一代更注意剔除传统的糟粕，于是又出现了“国故学”之“整理国故”。提出“整理国故”的胡适指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至于国学的研究方法，学者们或采取考证训释的传统方法，或采纳西方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都强调研究国学。他们都兼通世界学术，主张吸收西学而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在阐述国学研究院宗旨时指出：“在新旧递嬗之际，对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对中国固有文化，须有通彻之了解。”王国维指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陈寅恪主张：“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

　　需要指出，黄宾虹对于国学，不仅保存和传播之，同时也进行研究。不过，作为学者型画家，他的研究在于把握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内容。而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始终是把国学作为学术来研究，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国家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不断推出具体的新的研究成果。他们的学术指向不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以“世界眼光，中国立场”去开拓学术领域。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是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新世纪以来出现广泛的“国学热”，绝不是偶然的。它与中国以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崛起有关，与国民文化自信的增强有关，与反思20世纪以来的反传统思潮而吸取传统文化的智慧有关，也与百姓衣食富足之后安顿精神、讲求美德有关。中国画要接续文脉，就需要利用“国学热”的文化环境，在国学方面补课，在画家精神的陶养和综合素质的培育上发挥国学的基础作用。

 

　　发展国画与研究国学的关系是内在的。处理好这个关系，有利于梳理民族文脉传承发展的近代历史经验。这既可以让我们从深层次理解国画人文关怀方式的传统，也可以联系国学的出现和发展来寻求国画家素养的全面提高。对于中国画界的同仁而言，研究国学首先是为了深刻了解中国艺术的文化精神，解除反传统意识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遮蔽。比如深入了解传统国画里的和谐精神。这种和谐精神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既改造自然又适应自然）、人与人的和谐（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以及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包括身、心两方面的健康协调）。

 

　　古人说中国画“与六籍同功”（即与《诗》《书》《礼》《乐》《易》《春秋》“同功”）。过去我曾认为这有些夸大。可是前不久我奉命为国学中心编写的《中华传统美德100句》配图，才发现这样讲并不为过。在中华文明史上，中国画传统一直与弘扬美德密切关联。“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始终主宰着道德理想、人生境界、处事准则与包括绘画在内的“六艺”的关系。

 

　　这种关系就是在坚守伦理道德理想的前提下从事绘画的创作与欣赏，在践行美德、提升品格中实现审美超越。远在汉魏时期，中国画就高度重视“善以示后，恶以诫世”的鉴戒作用。晋唐宋元卷轴画盛行以来，绘画的功能越来越与自觉地熔铸人的德行品格、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联系在一起。在人物画创作中，强调“成教化，助人伦”的道德教化作用，在山水、花鸟画中，推崇“比德”之功能，提倡在“借物咏怀”和“托物言志”中“寓教于乐”。

 

　　在后期的历史中，中国绘画更重视笔墨气韵，也更讲求画家品格。中国文化中的“人格”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不同，其根本在于“人格”的伦理学属性。“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主张的流行，实际上是把比较抽象的笔墨图式看作画家的人格投射，对画家提出了提升思想境界、加强道德修为的要求，把追求绘画内容的尽善尽美，延伸到作画者生活艺术过程中道德人品的修为上来，在美和善的统一中实现物我和谐与天人合一的精神超越。

 

　　进一步，研究国学还要同研究中国画学结合起来，同研究中国画学的学理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对中国画学的研究深入到国学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层面。我指导的画家毕建勋的博士论文《造形本源——关于中国画造形的一种“形而上”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颇见成效。他的研究深入到中国画造型与中国人宇宙观和思维方式的内在联系中去，以中国方式解决中国问题，根据学界重构中国传统的最新成果，特别是“一分为三”的理论，建构了关于中国画造型学“三合之道”的学理结构，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在应对图像时代图像技术的挑战方面的意义尤其明显。

 

　　正如国学的特点一样，中国画也是发展的，必须深究传统精华，进行文化重建。在当今时代，中国画学理论的重建固然离不开创作实践提供的新经验，但尤其需要世界的眼光和中国的立场。上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几位导师把国学研究和国际汉学、东方学的研究连成一体，从而置身于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前沿，获得了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这一经验值得借鉴。在当今的学术界与艺术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饶宗颐既是一位透彻地把握住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书画家（他师造化而不为物役，师古人而不为法缚），更是公认的国学大家。他的治学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饶宗颐治学的领域广博精深，包括史学、经学、佛学、古文字学、目录学、考古学、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楚辞学、宗教史学、文化史学、词学、音乐史学和美术史学等等。在研究方法上，他也像陈寅恪概括王国维的治学一样，把“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以及“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结合起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开拓性的深入研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是欧美及亚洲公认的汉学家——中国学家。

 

　　他的学术研究对我们从更深的层面研究中国画学是一个宝贵的启示。他的画史画论研究区别于当下多数国内外疏离绘画本体的专家。他通过一系列的个案和专题紧紧把握住中国画艺术在中国文化陶铸下形成的特色，特别是能够直觉而整体地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包括诗词在归位与换位的互动中对绘画意境的构筑、画笔与书风对应关系导致的艺术个性。在跨文化的研究中，他对中国文化精神、民族艺术思维方式、民族艺术语言的洞见，对学与艺、技与道、有法与无法、视觉开拓与文化提升的深刻认识与出色实践，都可以给我们研究中国画学以极大的教益。

 

　　本文从清末民初国学的出现、近十余年国学的热潮，联系国画20世纪以来直到当下的发展，特别是结合中国画界的问题，讨论了国画发展必须建立在加强国学研究的基础上这一问题。一孔之见，不当之处，希望读者与专家指正。（来源于《中国书画报》国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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