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行简。数量最多，一般书写两行字，长22—23.5、宽2.5—3.5厘米。

封检。分为3种：A型：两端相同、均设封泥槽，均横向设三道槽，文字书写于封检中部区域；B型：中间设封泥槽，纵截面呈“┻”形，两边书写文字；C型：一端设封泥槽，截面为“F”形。

木楬。根据木楬上部形状分为4种：上部为“凸”字形及整体六边形；上部为半圆形；上部为三角形；上顶部平齐或三角形、上部两侧有三角刻槽。

竹简。长22—23.5、宽0.5—1.6厘米。

长沙五一广场简牍的内容与年代：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内容丰富，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诸多领域，大都属公文类。1号窖位于东汉时期长沙郡府衙所在地，这批简牍绝大多数为下行文书及上行文书，主要是长沙郡及门下诸曹、临湘县及门下诸曹的下行文书，临湘县、临湘县下属诸乡、亭的上行文书，亦有与外郡县的往来文书。文书的责任人或撰写者多为各级官吏。

#

该批简牍书于东汉中期偏早，简牍上的纪年有“章和”、“永元”、“元兴”、“延平”、“永初”等年号，其中最早者为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最晚者为汉安帝永初五年（112年）。

五一广场简牍墨书简析

发掘简报称，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书写者大多为各级官吏，书体相对端正，草体较少，隶书居多，结构平正，波挑分明，也有一些字迹趋于楷化写法；草书见于名籍及批示文字，略带隶势，可称作隶草。

就发表的简牍看，其墨迹可分为较工整的隶书和略显草率随意的隶书两类。

工整隶书。如简J1③：325-1-140、J1③：201-30、J1③：264-294等。简J1③：325-1-140书于永元十五年（103年），其书技虽然不算高超，却细致周到地表现了隶书的特点，尾笔波磔和粗垂笔在字形中醒目而重要；J1③：201-30号木牍则重点修饰表现了捺磔，如“吏”、“不”等的磔笔和汉末碑隶如出一辙。汉隶在西汉中期即已成熟，代表性的墨迹如北大西汉简、定县汉简等，其规范程度与后汉后期碑版隶书几无二致。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出土以前，极少东汉中期简牍墨迹面世，这批新出简牍让我们看到东汉中期官文书隶体的面貌。

由于并非北大西汉简那样的典籍内容，官文的实用性及效率要求让这些文字不必过于工谨，其点画行笔、字形结体多有简省，这样的书写状态与东汉末的东牌楼简牍颇近似。就字体演进层面看，第一，汉隶本身早在西汉中后期已定型，东汉以来并没有多少隶书体系内的发展，而与此同时，标准汉隶八分刚开始上石入碑；第二，社会书写中隶书日益俗体化，隶书的变形体——新隶体以其约省、简捷的优势被广泛应用，其中含有越来越多的早期楷、行写法。

草率些的隶书。这种写法占了五一广场简牍的大部分，其中又分谨守隶法者、隶书变异者。所谓隶书变异即俗体隶书、新隶体类写法，如J1③：129号牍。该牍文字用锋圆润厚实，一定程度脱离隶书格式且凸显新法，比如：横笔常侧锋起笔、顿锋收笔（而不作出锋磔角），撇笔重起轻收——大体属于今楷的横、撇法；许多短笔、点笔多有钩连之态，亦显露行、楷行迹；今楷拥有的竖钩笔也初显其形，等等。J1③：325-1-140牍左侧的批复大字也属流行的新隶体。以前多使用工稳的传统正体的木楬，在五一广场简牍里也常作俗写隶法，如J1③：112、J1③：151等。

以上图皆为五一广场东汉简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东牌楼东汉简牍对比：两种简差不多出土于同地，一为东汉中期，一为东汉末期，相差近百年；简牍文本内容、性质相近，多为官府文书，也有一些私人文书等；简牍形制都较全，均含木牍、两行简、封检、封泥匣、签牌（木楬）等。差异主要体现在字体上，东牌楼简中传统隶书已极不起眼、被边缘化，新体（早期楷、行、今草）占最大比例，此外是俗写隶书；五一广场简则仍为隶书气氛笼罩，新体写法甚至新隶体并非主角（至少已发表的简牍如此）。这两例简牍可看到近百年间同地域实用书体的变化和越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