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长沙东牌楼简牍

湖南长沙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发现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大量简帛后，1993年长沙渔阳王后墓发现西汉初的木楬、签牌、封泥匣等，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十多万枚三国孙吴简牍，2003年走马楼又出土数千枚西汉简牍，2004年长沙东牌楼又发现了二百多枚东汉末简牍。长沙成为我国重要的汉简发现地之一，所出简牍年代集中在西汉初、武帝前期、东汉末、三国吴等时期。

2004年，长沙东牌楼7号古井（J7）出土一批东汉简牍，共426枚，其中有字简牍206枚，均为木质（杉木）。这批简牍形制有简、牍、名刺、封检、签牌等。主要尺寸：简以长23—23.5、宽1—2、厚0.1—0.6厘米居多，牍长20—27.9、宽2.2—6.3、厚0.1—1厘米，其中牍宽3或3.5厘米者为多。简牍墨字有草、行、楷、隶、篆多体；简牍上纪年有“建宁、熹平、光和、中平”等，均为东汉末灵帝年号，其中最早为建宁四年（171年），最晚为中平三年（186年）。

东牌楼简牍书史补缺意义及书法研究价值

长沙东牌楼简牍墨迹多体并存，写法多样，其中的早期楷、行、今草诸“新体”尤为引人关注。［2］这些汉末“新体”，虽仍遗留旧体（隶书等）痕迹，但它们比旧体简约便捷，在实用书写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东牌楼简牍里大量早期楷、行、今草墨迹，说明新体在东汉末已逐渐成为主流实用体。此前人们认识中的东汉书刻主要是铭石八分，东汉后期墨迹实物很少见，以致东汉中期至东汉末三国间有一段墨迹缺环。灵帝时期的东牌楼简牍，一定程度填补了这一段手书墨迹的空白，早些时候出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及其他几种吴简，也可补三国墨迹阙如。多体并存的东牌楼简牍等墨书，反映了当时社会实用书写实况，对研究东汉墨迹书法，对于考察楷、行、今草新体在汉末的发展、应用情况，对整个书法史研究，都是颇有帮助的新资料。

刘涛先生曾申述这种意义：东牌楼简牍如同一个枢纽，使出土的汉代简牍资料在大时段上构成了一个连续的系列，以简书为一个系统，可清理有汉四百年日常书写状态及书法流变，向后延伸，可与魏晋简书相衔接；结合碑刻摩崖书迹，可以探讨碑版隶书与简牍隶书的关系，进而全面研究汉隶的演进过程；东牌楼简牍还可与三国吴简、古楼兰遗址发现的魏晋简牍残纸文书等衔接比照，来探讨东汉后期书迹与魏晋书迹的关联。［3］

汉末新体应用

东牌楼简牍虽有多体，但各体使用数量比例相差悬殊，这里将各种书体使用情况进行简要统计（见表格），可以看出，早期行书、今草、新隶体所占比例较大，其次是早期今楷、规范隶体，章草和篆体最少。

东牌楼简牍各书体及文书内容统计［10］：

从上表可知，早期行书使用比例最大，占总数的42％；新隶体次于早期行书，约占总数的17％。事实上，早期行、楷书和新隶体看作同一系统也不为过。早期行书中书写工整些的即为早期楷书，因实用书写一般不必写得那么严谨，所以，因实用需要、场合等因素不同，早期行、楷是可以随时“换位”的；而早期楷、行书皆来自东汉俗写隶书（新隶体），他们之间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甚至还要拉入草书这一“远亲”。东牌楼简牍之新隶体、早期行书、早期楷书加起来就占了绝对优势——三者约占总数的70％，如果再加上早期今草，则所占比例更大。这种比例也说明，这三种写法以其便捷、约省、实用等优势，成为当时日常书写的主流字体，而且普及运用在日常公、私文书当中。

以上简为东牌楼简

从草体系统看，章草在实用中被舍弃殆尽，早期今草取而代之；草体实用度较差，但也占了近13％的比例。史书载：“（刘）睦能属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11］时在东汉明帝间。之后不久的章帝时期，大书家杜度擅长草书，“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12］按当时文字使用规制，臣下上书天子，下级向上级呈报文书，是不能使用草书的，上述明、章帝特许以草书陈事，一方面出于两帝对草书的特别喜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东汉初中期以后，草书由上而下广受欢迎，由上层文人的尺牍竞技，到草体普及于日常书写，从起初运用于私信，到后来施用于官文书中，到三国魏文帝时“草书上事”就很自然了。应该指出，简牍墨迹中的早期今草体，也有相当多的是介乎早期今草和早期行书间的写法，有些不见得是有意识专用“草书”，而是不自觉地写出介于行、草间的字迹，其主导性的书写意识就是实用、快捷、便利的书写心理；从艺术角度看，这些草书俗写法往往也缺乏技术含量和艺术高度。所以，简牍墨迹类草书也不能完全与名家草书等量齐观。

（采自《新出汉晋简牍及书刻研究》，荣宝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