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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于枢_元代

    人物简介
    鲜于枢(1256-1301),元代著名书法家。字伯机,晚年营室名“困学之斋”, 自号困学山民,又号寄直老人。祖籍金代德兴府(今张家口涿鹿县),生于汴梁(今河南开封)。汉族,大都(今北京)人,一说渔阳(今北京蓟县)人,先后寓居扬州、杭州。大德六年(1302)任太常典薄。元世祖至元年间以才选为浙东宣慰司经历,后改浙东省都事,晚年任太常典簿。好诗歌与古董,文名显于当时,书法成就最著。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新元史》有传。

    人物经历
    据《鲜于府君墓志铭》记载,鲜于枢的高祖曾经做过官,祖父“读书通大义,不为科举业”。蒙古军队攻下德兴府后,携家南逃,走到居庸关被“盗”所杀,祖母带全家到处奔波,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又北上定居范阳(今河北涿州)。鲜于枢的父亲从事办理运粮的差事。常年往返于中都、大都、汴梁以及扬州、杭州之间。鲜于枢少年时不断随父迁居。   
    鲜于枢有北方人的慷慨、豪气,身材魁梧,胡须浓重,朋友们称其为“髯公”。同时期的诗人柳贯说他“面带河朔伟气,每酒酣骜放,吟诗作字奇态横生。其饮酒诸诗,尤旷达可喜;遇其得意往往为人诵之”。自负随意的性格,一开始就导致他与周围环境及上层当权者的种种冲突。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以后,鲜于枢先后辗转于汴梁、扬州、杭州、金华等地,担任一些中下级官职,很不顺利。常与上司争是非于公庭之间,一语不合,则拂袖而去,为百姓爱戴,称“我鲜于公”。曾三次去官或遭贬。37岁后定居杭州,于西湖虎林筑困学斋。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被授予太常寺典簿,未及到任,逝于钱塘,年仅57岁。其墓位于今杭州西溪路原苗圃内(杭州城西森林公园)   
    辟谣“赵孟頫迫害鲜于枢”   
    鲜于枢生于蒙古定宗元年(1246),卒于元大德六年(1302),享年五十七岁;(1)赵孟頫生于宋理宗宝佑二年(1254),卒于元至治二年(1322)享年六十九岁。他们相识于至元十五年(1278)左右,之间往来二十四年之久。虽彼此都在宦途上南北奔波,但一有机会总要聚会,谈文说艺,乐此不疲。特别是在赵孟頫休病吴兴和在浙江儒学提举任上的时候,往来应该更加密切。本文试对鲜于枢、赵孟頫的行踪略作勾勒,以明他们之间的交往经过。   
    鲜于枢和赵孟頫是一对惺惺相惜的艺术知己。用赵孟頫的原话来说“契合无间言,一见同宿昔”、“书记往来间,彼此各有得”。他们不但“奇文既同赏,疑义或共析”,而且“绝妙晋唐帖”、“最后得玉钩”也一起“握手传玩余,欢喜见颜色。”(2)在赵孟頫尚未到京师之前,鲜于枢已经向田衍等友朋大力宣扬赵孟頫,说他:神情简远,若神仙中人。在赵孟頫尚沉迷于宋高宗书法时,鲜于枢又一语惊醒梦中人:令其从右军入手。自此赵孟頫得书法大进,气韵格调,游刃于晋人之间,为他成为元代书坛的书坛巨擘奠定了基础。鲜于枢、赵孟頫均擅古琴。鲜于枢觅得许旌阳手植桐,斫了“震雷”、“震余”两架古琴,并把“震余”送了赵孟頫。   
元朝初年,以杭嘉湖为中心活跃着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他们经常举行类似“雅集”的活动。一起论文说艺、赏书观画、聆听古琴为乐事。“雅集”的地方往往是富有收藏者的家中,鲜于枢的困学斋似乎是“雅集”的中心之一。参加的人既有宋朝的遗民,如周密等;又有元朝的官吏,如乔篑成、仇锷等;既有书画名家,如赵孟頫、鲜于枢等,也有收藏家张谦等。

    主要成就
    鲜于枢的传世书法作品约有四十件,多为行草书,且以墨迹为主。他的书法上要由唐人书法人手,再上溯东晋二王。他功力扎实,善悬腕作字,喜用狼毫,强调骨力。他的大字楷书雄逸健拔,圆润遒劲,气势磅礴而不失规矩。行书结体谨严,真力饱满,潇洒自然。草书学怀素并能自出新意,笔法纵肆,气魄恢宏。   
    明代王世桢尝云 『鲜于博学,负材气,貌伟而髯,类河朔伧父。余见其行草,往往以骨力胜,而乏姿态,略如其人,以故声称渐不敌赵吴兴。』   
    由于一生官位都不高,常赋闲家中,鲜于枢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他除具书法专长外,更是一位文学家,写下了许多诗词。他还能作曲,弹得一手好琴,而且精通文物鉴定。正因为有广泛的艺术修养,且将之融合到书法中,鲜于枢方成为书法大家。鲜于枢早岁学书法,未能如古人,偶于野外看见二人挽车泥淖中,顿有所悟。他写字时多用中锋回腕,笔墨淋淳酣畅,气势雄伟跌宕,酒酣作字奇态横生。鲜于枢兼长楷书、行、草书,尤以草书为最。他的功力很扎实,悬腕作字,笔力遒健,著有《困学斋集》。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同被誉为元代书坛“巨擘”,并称“二妙”、“二杰”,但其影响略逊于赵孟頫。


    书法作品
   《石鼓歌》是唐代诗人韩愈的作品,鲜于枢所书该诗是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盛名的珍稀墨宝。据介绍,“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字文字,唐初出土,名声不著,韩愈作《石鼓歌》以彰显,推为国宝。
鲜于枢《石鼓歌》是元代书坛巨擘,对后世草书影响至深。其草书的《石鼓歌》用笔中锋直下,稍敛毫芒,圆劲丰润,浑雄朴茂而凝重,淋漓酣畅中蕴含着森严规矩。据了解,此卷不仅是墨宝巨珍,更是书家法帖。据介绍,鲜于枢写《石鼓歌》传世有两本,一部作于元大德五年,现存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其二为本卷,是鲜氏书艺成熟期的完美之作,其纸墨完洁,较“大都会本”的绝笔之作,更胜一筹。

    楷书作品
    道德经

此卷书法节录老子《道德经》卷,从“天长地久”写起,末书“老子道德经卷上”,共211行,因缺下半部分,所以未署款。每段接纸有“三教弟子”印。卷后有翁方纲跋,吴荣光题名,颜世清跋五段,又有“松下清斋”题签。此帖曾经翁方纲、陆恭、叶恭绰等人鉴藏,有数方印记。   潘遵祁钞录《须静斋云烟过眼录》著录。   此卷书法学虞世南,体态修长,笔法精美,清爽劲利,是鲜于枢仅见的存世楷书长篇。从其成熟俊健的书风来看,当是他中年时期的佳作。

    石鼓文
在唐代,曾有二个大诗人写过《石鼓歌》,一是韦应物,一是韩愈。鲜于枢所写的《石鼓歌》是韩愈所作的七言诗。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汴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没有流传下来。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宋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
    鲜于枢行书《石鼓歌》传世有二件,一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作于大德五年辛丑,年45岁,伯机即逝于此年,盖绝笔也。书于经折纸上,裱为横卷。其二即此卷,虽无款,而笔法圆劲雍容,挥洒自如,望而知其为鲜于枢最成熟期之精品,且纸墨完洁,又胜大都会本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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