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有幸得到张伯驹上世纪70代末致张牧石手札一通。
　　手札论及《红毹纪梦诗》，论及杨绍箕，论及当年吉林宣传部长宋振庭，尤其论及北方治印家张牧石。关于张牧石，张伯驹女婿楼宇栋在编著的《张伯驹词集》再记中写到：“先岳夫晚岁与词友之间来往比较频繁的，首推津门张牧石先生”。2005年，张牧石还写了《张伯驹先生在天津》等文章，的确张伯驹晚年可以说与张牧石之间的唱酬最深。
　　手扎全文如下：
　　牧石词家：空城计本，某教授词均收到。《红毹纪梦诗》绍箕在香港买到否？接香港中华书局信，须再版，并附戏装照片。又续写一万数千字并戏装系片寄去。书我一本也无，等再版向其多要几本。绍箕要提前致其姑母信，一遇出版，早买，晚恐买不到。又，吉林省宣传部长宋振庭闻我言，北方治印家惟君第一。欲得弟台治印二方。此人雅为党人，乃我道中人，与我交好甚笃。治印二方：一、“宋振庭印”；一、“长白山氏”。名为白文，号为朱文。必然得心应手也。春节后定正月十日左右去津，但居住以找一旅舍，宜如顺德国民饭店皆可，可由届时托文化局预定。
　　既颂，日祺。
　　碧拜 十二、二。
　　此手札，虽近270字，但所涉内容之丰富是不多见的。
　　手札中提及“牧石词家”，乃指津门雅士、诗人、书法篆刻家、金石书画鉴定家张牧石（1928-2011年）。他与张伯驹的友情始于建国初期，1950年初秋，张伯驹在北京主持成立了庚寅词社，与天津的梦碧词社开展了许多雅集活动。牡丹花开时，梦碧词社同仁受邀赴京赏花，海棠花开时，庚寅词社同仁受邀来津观赏。张伯驹去津大都住张牧石家，因张伯驹先生在京剧界威望甚高，故在津京剧名家如厉慧良等多来求教，除了谈艺之外，也多求其书画留念，而所用印章多出自张牧石之手。张伯驹对张牧石的金石技艺是格外的青睐，晚年常用印章也多出自于张牧石之手，并以为天津的张牧石与上海的陈巨来是中国时下篆刻界的“南陈北张”。事实上张牧石小张伯驹30岁，但张伯驹认为张牧石天资颖慧，不仅对金石技艺有体会，而且对词也苦心钻研，故颇为器重。把其称为“牧石词家”，并推介章士钊、龙榆生、夏承焘、俞平伯、叶恭绰、唐圭璋等人与张牧石定交而常互为唱酬。而张牧石更因拜识张老的博见广闻，故以师事之也。
　　1978年春，张伯驹又一次到天津观海棠时，正赶上张牧石51岁生日，张伯驹即兴口占一阕《卜算子》并书赠张牧石：“节到海棠天，有客迎三径。酒浅能教意更深，乐事添清兴。恰是半开时，向晚风初是。春色无边去又来，人与花同命。”又序文：“戊午暮春初八日，李氏园看海棠正半开，值牧石词家五十晋一寿，可谓花与人并胜。因赋此阕为祝即乞正拍。”可见张伯驹与张牧石的厚交之情。
　　张牧石去世的前一年曾应弟子所请陆陆续续在雅致的十竹斋水印花笺上写20页内容涉及诗词、京剧、书画篆刻、交往等多方面的《张伯驹先生轶事》，所叙轶事皆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其中有一则：“惟先生（张伯驹）有一怪癖，他说，‘猫要养雄，不养雌性。人要喜女孩，最讨厌男孩。’认为男孩多不与父母亲善，女孩最懂孝道。此其对人与猫之怪见。”从中可以看出张伯驹独特的见解。据了解《张伯驹先生轶事》已为“三惜堂”收藏，成为研究张伯驹先生传奇一生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和张牧石先生晚年的书法精品。
　　手札中提及“绍箕”，乃杨绍箕。其祖父杨增新民国初曾统治新疆达十七年之久，曾与张伯驹过继父亲张镇芳于1913年5月底，在北京宣布成立“进步党”的大会上，一起选为名誉理事。杨、张交好，也奠定了杨绍箕跟从张伯驹学诗词的人文与社会基础。“文革”后经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1948年随丈夫迁居台湾并任台湾大学教授，上世纪60年代起应邀担任美国多所大学客座教授的姑母叶嘉莹帮助去了香港（叶嘉莹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用英语讲授中国古典诗词的中国学者之一，对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和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手札中提及“此人雅为党人，乃我道中人，与我交好甚笃”是指“雅为党人”的宋振庭在陈毅的指示下，于1961年初春对划为“右派”的张伯驹发出邀请到吉林工作的电报。十几天后，署名中国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的又发来电报，再次力邀张伯驹到吉林工作。张伯驹回了电报。没过几天宋振庭又来了电报：“电悉，盼速来吉。”在长春宋振庭对张伯驹说：“省里决定由你担任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省里没什么人手，就不设馆长了。”这让张伯驹分外感动并以为是“乃我道中人，与我交好甚笃”。张伯驹曾说，共产党里他有两个朋友，一个是陈毅，另一个是宋振庭。宋振庭一直对张伯驹执弟子礼，两人情意甚笃，直至1982年张伯驹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