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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学”，是指中国所固有的学术文化，这一概念大概形成于乾嘉学派整理国故之时。其具体的内容，则分为经、史、子、集。经部如《论语》等，是指从思想精神上规范全社会文化道德的学问；史部如《史记》等，是指从历史的借鉴来操作社会文化道德的学问；子部如《天工开物》等，是指从物质的层面来为社会文化道德提供基础的学问；集部如《杜工部集》等，是指文人士大夫个体情感抒发的学问。四部的关系是平行而不平等的，社会的大于个体的，所以集部居末；精神的大于物质的，所以子部居三；思想的又大于历史的，所以史部居次，而经部自然居首。书画艺术与冶炼、农业等百工的技术同属于子部，在国学中属于第三等的学问。

 

我们知道，在革命事业中，政治家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活动，与农民种植水稻，都是革命事业所不可或缺的工作，但是，只有优秀的政治家才当得起“伟大革命家”的称誉，而再优秀的农民，也决不能称其为“伟大革命家”而只能是革命群众。这决不是贬低农民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而是革命的分工所决定的。同理，在国学事业中，只有在经学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者，如章太炎、马一浮等方当得起“国学大师”的称誉，在史学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者，一般也不被称作“国学大师”，至于在子部、集部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工匠、艺术家、诗人、文人，更不可能被称之为“国学大师”。体育竞技中也并不是每一个项目都可以作为评价“体育强国”、“体育大国”的标志，它与“金牌大国”是两个概念。所以我想，根据启老所从事的行当，称之为“国学大师”是非常不妥的，这样的做法才是国学事业的重大损失!启老的学术贡献，称之为“书画大师”勉强可以及格。但具体而论，他的书法可以称之为“大家”，书画鉴定也可称之为“大家”，绘画只是位“名家”，诗词和声韵学的研究也只是“名家”。综合起来，客观地讲，是一位“大家”，放宽标准，不妨称为“大师”。严格地讲，“大师”不是像体育竞技的“冠军”那样，是针对今天书画界的现状，针对这一届比赛而言的。冠军是每一届比赛都有的，但能打破历届所创造世界纪录的冠军却并不是每一届都有。大家、名家也是每一个时间段都有的，但能够超越或者媲美前代大师成就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却并不是每一个时间段都有。所以，不仅从国学，就是从书画而言，尊崇启老是一回事，今天的时间段内他的成就远远超出同行是一回事，而把他称作“大师”，又是一回事。至于在诗词和声韵学方面，启老的成就是否超越或足以媲美夏承焘、王力等先生，也是大可商榷的。

什么是“大师”？记得好像是蔡元培先生说的：大学者，不是因为有大楼的缘故，而是因为其中有大师的缘故。大师，本是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崇仰的学者而言，如《汉书》中讲到，“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这里的巨大成就专指经学研究而言。后来扩充到其他领域，如在数学、史学等领域有巨大成就的学者，也被称为各自领域的大师。但至少到蔡元培的时代，艺术家的成就再巨大，一般也不称作大师，所以，当时的大学中，是很少有艺术系的，艺术有专门的艺术学院而不叫“艺术大学”。直到1950年代，齐白石、黄宾虹的最高称誉也是“人民艺术家”而不是“书画艺术大师”。但事实上，这两者的文化含量，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同等的，所以，后来，人们也把有巨大成就的艺术家称作“艺术大师”了。

总之，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近百年的学术文化史便可以发现，1950年代之前，各个学科的大师非常多，唯独书画艺术界，基本上没有大师。1950至1980年代，“大师”这个称号在各个学科都被废止了。而从1980年代至今，各个学科中都没有了大师，唯独书画艺术界，“大师”开始满天飞，甚至连一些年纪轻轻的书画家，也开始自封“大师”。从这一意义上，称启老为“书画大师”乃至“国学大师”，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但“大师”不是在这一意义上所能成立的。

书画界的“大师”成风，大概是由刘海粟先生在1980年代自封而启其端的，后来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凡是去世的大家，活着的大家乃至名家，都成了“大师”。

有一点我感到非常奇怪，比如说在造桥领域，今天的专家，成就明显超出了茅以升时代的专家，但造桥领域至今还没有一位大师。两院院士的成就，在各自的学科中超越了前辈，至少媲美于前辈的，也有不少，但也没有一位大师。文、史、哲领域，同样也是如此，不仅没有国学大师，连经学大师、史学大师、哲学大师、文学大师也没有。包括演艺界，自梅兰芳、俞振飞之后，好像也不见一位艺术大师。而书画界，今天的书画家，其成就远远不及前代，却都纷纷成了“大师”，或自封，或他封。诚然，与同代人相比，他或许可以称为“大师”。但真正的大师，决不是就该学科同代人乃至同龄人比较的结果，而是就该学科历代人比较的结果。比如我是搞书法的，我够不够“书法大师”的资格，不是与活着的同代人相比，而是与历代人、至少是与近百年里的人相比，我的成就是不是超越了或足以媲美于右任、沈尹默、弘一、王蘧常……当然，对于连王羲之也不放在眼里的书家，即使这样的比较，也不会妨碍他自封“大师”的自信心。但即使如此，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为什么造桥的专家，成就明明超越了茅以升时代的专家，而不自封或他封一两个“造桥大师”出来呢？

这里，便牵涉到书画界的专家与其他学科专家不同的文化修养问题。文化修养越高，便越会觉得“学问莫言我大于人，大于我者还多；境遇莫言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众”，所以自认为是“小材大用”，专业上、对社会的贡献上不要不知足，要不断提高，待遇上、对社会的索取上要知足，要常存感恩之心。文化修养越低，便越会觉得“学问我大于人，境遇我不如人”，所以自认为是“大材小用”，怀才不遇，专业上、对社会的贡献上知足了，待遇上、对社会的索取上永无止尽，所以要通过自封或他封“大师”，来停止专业上、对社会贡献上的不断提高，加大待遇上、对社会索取上的力度。

所谓“文化修养”，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知识，二是文化素质。文、史、哲、诗，属于文化知识；做好本职工作、服务社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属于文化素质。二者相较，文化素质对于一个书家文化修养的意义，尤大于文化知识。所谓“一个人的能力（文化知识）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文化素质），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即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所以，有文化修养的书家，首先当然是既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又有高尚的文化素质；其次虽文化知识不够丰富，但却有高尚的文化素质。至于虽有丰富的文化知识，但文化素质低下，不肯做好本职工作，不愿服务社会，而是个人中心主义膨胀，达则得意忘形，穷则怨天尤人，那便成了“文人无行”，是决不能称之为有文化修养的。至于既无文化知识，或者不过一知半解，又无文化素质，因为是“书法家”了，所以自以为不得了，那就更谈不上文化修养了。

所谓“书法家”或者“画家”，意为书法或绘画这一领域的专家。在全国，书画领域的专家大概不会少于50万，凡是搞书画的，大概100人中至少有50人可以成为专家。但我想，全国搞物理的人，包括装电灯的，搞建筑、运输的，开汽车的，都属于物理这一学科的事情，大概不会少于1000万，但真正成为物理这一领域专家的“物理专家”，无论如何不会超过一万。可见，在其他领域，要想成为专家非常难，而在书画领域，要想成为专家太容易了。这样的现状，更促使了书画界的人，比之其他领域的人，文化素质更为低下。文化素质越高，就越是不会自封或他封“大师”；文化素质越低，就越是会自封或他封“大师”。这，正是为什么自1980年代以来，其他领域基本没有大师出现，而书画领域却“大师”满天飞的深层心理原因。

我平时接触到其他学科的一些学者，大多清贫寂寞地潜心于学术，其精神令人感动。所以尽管没有大师，但这些学科的成就，有的超越了前代，有的可以媲美于前代，即使有学术腐败，不及前代处，但至少与前代的距离还不至太远。而书画家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书画家们，大都夸夸其谈，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所以尽管“大师”满天飞，但除了功力和才力的低下，贪欲和惰性的膨胀，远远超出了前代，论真正的艺术成就，相比于于右任、沈尹默、弘一、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却是一落千丈!

 

 一言以蔽之，针对当前书画界的“大师”如云，书画的基本功，文化的知识，文化的素质，千头万绪，启老是当代的典范，但人们却视而不见，真让人不知从何说起?我想，首先要识得“羞耻”两字——子曰：“知耻近乎勇。”如果连“羞耻”两字也不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至于启老的逝世，所换来的是书画界的领域出了并失去了一位“国学大师”为自豪并惋惜，这实在不是对启老的尊崇，更不是书画界的福音，而恰恰是助长了书画界的恶风。试想，既然启老成了“国学大师”，那么，水涨船高，我们自己不是也就更有理由自封或他封为“大师”了吗？于兹，艺术上便没有了目标，欲求上更没有了止境。毫无疑问，给启老冠以“国学大师”的头衔者，主要是出于对启老的尊崇，再加上对什么是“国学”、什么是“大师”的常识不太了解。但这种做法，客观上会助长书画界自封或他封“大师”的风气变本加厉，导致书画艺术的停滞不前和书画家欲望的不断增长，也是显而易见的。

 

 回到对启老一生成就的评价上来，结合其他学科的情况和书画界本身的情况，我觉得冠以“书画界的一代宗师”较为妥当。因为，正像冠军是每一届竞赛都有的，宗师也是每一代都有的，而世界纪录则并不是每一届竞赛都有的，它是超越届次的，同样，大师也不是每一代都有的，它是超越时代的。至于“国学的一代宗师”，目前有没有?我不清楚，而只知道国学界并没有封“师”的风气，至少，“国学的一代宗师”不太可能出现在书画界，更遑论“大师”。

 

如上所述，似乎对启老“不敬”，但根据“实事求是”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原则，我只能以这样的“不敬”来表达对启老的崇敬。而更重要和主要的，则是为了针砭书画界封“师”的不正之风。（作者：徐建融      来源：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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