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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文人，当然指传统意义上的旧式文人。这一类文人，懂得享受闲适的滋味，琴棋书画都要懂一点，有大把的空闲时光，来了闲情逸致，便喝喝酒，读读帖，写写诗词，练练书法。尤其重要一点是，他们可以不懂电脑，但书法是不能不玩的。如果与友人酬唱不会写信札诗笺，酒喝到兴起不能即席挥毫，那文人的味道便寡淡了几分。

 

自古以来，文人的书法，几乎全都是“业余”的，也即古人所云“馀事”。“业余”有两层概念：一层就职业状态而言，不拿书法作为正业。古代文人大都走的是仕途，即使回归林泉，家中或多或少有些田地山庄，生机是无需发愁的。他们用不着靠书法谋生，书法对于他们而言确乎是一种达情适意的“馀事”。因而在古代，“业余”比“专业”地位要高得多，“专业”往往是和“工匠”连在一起的。哪怕是做到宫廷书画家，地位依然不高，依然属于工匠之列。另一层就技法状态而言，有“专业”和“业余”之分。大凡冠以“专业”，必定来路正，技法高，处于“正统”地位；而被视为“业余”，无疑是对其书法品位、技能的一种不认可，被打入“野狐禅”。所以现在尽管真正靠书法谋生的人并不多，但是只要是玩书法的，大都要千方百计表明自己的“专业”身份，而耻言“业余”。这便有点古今不同了。

 

我也很想成为“专业”一族，但自己照镜子打量了老半天，发现浑身上下都是“业余”的。静下心来想一想，觉得“业余”也并非坏事。“业余”的最大好处是，不必以此为生，不必以此为能。既然用不着靠书法赚钱养家，用不着靠书法带来名声，也用不着借助书法来证明自己的能耐，则完全可以把书法以及与此相关的名利看得淡一些。这样一来，从动机到行为，书法活动或许将变得更为纯粹，更为愉悦。

 

我倾情于书法之年，已逾知天命之年。当年我调到《美术报》工作，结识了王冬龄老师，并两度进入中国美院书法系研究生班学习，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书法遂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当时研究生班的同学大都是书法系本科出身，笔头功夫个个身手不凡，我就老老实实把自己定位为“业余爱好者”。在王冬龄老师的指导下，我从孙过庭《书谱》、怀素《小草千字文》着手，开始了“时或留心，犹胜弃日”的“业余”书法生涯。几年之后，稍稍找到一些感觉，再通过临习李北海窥探“二王”门径，并买来大量二王法帖逐一临习，通过临习《西狭颂》、《礼器碑》、《石门颂》以强健笔力。虽如此，面对浩瀚的书法大海，只是“以蠡测海”而已，即使穷毕生之力，也只能是“业余”，稍有长进，则心满意足了。

 

我的职业是做文字工作，与书法相比，写作应该是我的“正业”。对一个文人来说，写作是基本功，就如同种田是农民的基本功一样。但这并非说写作是我的“专业”，我对写作的定位仍是“业余”的。如果写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写作无疑是愉悦的；如果写作变成了不得不写的任务，则写作将变成一种痛苦。“业余写作爱好者”可以做到只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不写“遵命”文章，少写“应酬”文章，内心始终可以保持一种轻松愉悦的状态。我早就加入了中国作协，但几乎从不参加作协的会议，觉得自己并非合格的作家，有几次应邀参加作协的活动，也是以“书法家”的身份去的，奉命为活动主办方写几幅字作为“回报”。也已加入了中国书协和中国美协，有一级美术师职称，但去参加书画活动时，则常常喜欢以写作者的身份，自认书画非我所长。这样，反而得到左右回避之便。

 

近年来，我工作之余的主要日程是读书、临帖、写作，或者写作、临帖、读书。这一切都是“业余”的，读书而无升学拿学位的压力，临帖而无参赛获大奖的压力，写作而无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压力，完全出于自娱自乐，其快何极！闲暇则到平闲堂外的山径漫无目地的漫步，或在品茶小饮之余，给远方的友人写一手札，写一诗笺，抒发偶然闪过的玄思幽情，感到平闲堂既远离市尘喧嚣，又与相知的友人文墨相连，实在是一个享受翰墨人生的佳地。

 

所幸碌碌尘世，竟也有相知同好，如北京张瑞田君，对书法的理解惊人相似，遂手札诗笺往来不断，并合力组织作家学者手札展，旨在倡导文人随意率性的案头书法传统的回归，若能引得海内同好响应，则不失人生快事。即令响应者寡，亦无伤大雅。哪怕只有两人同行，亦足以傲称吾道不孤也！

 

平时所临墨迹，均敝帚自珍，藏于箧中。偶尔翻阅前些年旧作，发觉稚拙丑陋，实在“业余”得难以示人，复又窃喜，从中感到自己不知不觉“进步”了不少。倘若如此再坚持20年、30年，到七老八十时光，或许可以聊以自慰：虽然“业余”一辈子，亦不负平生所好矣！

 

“业余”状态，吾所愿也。

 

(来源： 文物鉴定与鉴赏    作者系浙江美术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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