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卉草虫之萝卜蘑菇图    齐白石   1954年作

中国艺术品领域需要有浩大而艰巨的鉴定工程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步入了空前繁荣、空前混乱的历史阶段。艺术品的创作者、生产者、经营者、爱好者、收藏者、研究者越来越多，民间收藏热不断升温，某些地域的某些时段甚至到了火爆的地步。画廊和拍卖公司如今已遍布全国各地，艺术品成交总量和成交总金额多得已难准确统计，何况还有众多艺术家与经纪人私下直销其作品，其交易量就更无法准确统计了。不管何种艺术品交易方式或收藏形式，其过程中都少不了鉴定评估的环节，但是而今的艺术品交易与收藏最令人忧心之处恰恰是货真价实问题。赝品制造者、销售者看到艺术品鉴定评估环节的薄弱，猖獗的造假、售假，使伪劣艺术品日益泛滥。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艺术品造假、售假群体不断扩大，而且已由暗中的小批量造假、售假发展为公开的大批量生产、销售，其手段变得更加恶劣和猖狂。赝品制造、销售者为了促销，给赝品出画册者有之，给赝品配发假鉴定证书者也有之，这些招术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各类书画赝品配发的假鉴定证书中，竟然有“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鉴定证书”。而且此种假鉴定证书中鉴定结果一栏，往往写着：“此作品为作者之真品，特此证明”，并在下方盖有伪造的“国家文物局书画鉴定专用章”或“国家文物局书画鉴定中心专用章”。有的鉴定证书在鉴定人一栏中还假造了已故鉴定专家的签名和名章。还有许多鉴定证书上贴有伪作和作品原作者的电脑合成照片。此类配有假证书、假作品照片的书画赝品涉及齐白石、林风眠、李可染、吴冠中、黄永玉、欧阳中石、韩美林、刘大为、冯远等一大批现当代书画家。 在中国书画收藏圈日益扩大的过程中，有多少书画赝品被收藏者在有知或无知的状态下收藏了，转手了?那些经济上暴富后附庸风雅的富翁以及那些惯用职权索要艺术品的权贵，其艺术品收藏中库存了多少赝品?这些问题我无法准确回答，也没有人能准确回答!何况书画仅是艺术品中的一部分，若要追问中国艺术品中的赝品总量，特别是包括已被传播到了海内外广阔时空中的那些赝品，我只能用两个字形容一一海量!

面对中国艺术品领域的现实状况，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一一根据人心所向、社会需要，中国当代的艺术品鉴定行业应启动多么浩大而艰巨的鉴定工程!当代艺术品鉴定工作者要承担多么艰巨的历史使命!

当代艺术品鉴定面临着科技高仿品的挑战

从古至今，中国书画的复制技术总是伴随科技进步提高与发展的。最古老的复制方式是“临”，即对照原作画面，仅用手工描绘的方法进行复制。这种方式既慢又很难准确复制，于是古人又发明了“摹”的复制方式，将透明性较强的薄纸覆盖在古帖或字画作品上再进行复制。或者利用从后背射来的光线，将原作画面透射在纸上再进行复制。后来又出现了木刻雕版复制书画的技术，特别是木版水印和珂罗版技术出现后，使中国书画复制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现代胶版彩色印刷、丝网印刷等技术与设备广泛应用于中国书画复制后，虽然其产量巨大，其销售遍布世界各角落，但是由于此类印刷品的材质及质感明显有别于原作，所以并没有产生乱真的副作用。

目前常见的中国书画复制品，有仅凭临摹基本功手工绘制的，又有凭借木板水印技术、珂罗版技术、石板或丝网印刷技术生产的;还有以木版水印(或石版印、珂罗版印、丝网印)后再手绘加工的。就赝品图章与签名的复制方式而言，利用电脑复制技术已成公开的秘密。就赝品画面的复制技术与做旧手段而言，赝品制造者已引用了多种现代科技成果，光学仪器、化学试剂、印制手段与喷绘技术已在作伪的天地中大显身手。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喷墨打印技术与设备传入中国大陆后，为中国画复制开辟了新途径。

上世纪末，曾有人用此技术复制了一批中国画作品，其画面效果起初尚可，但由于当时用的是染料墨，画面质感与原作之间有明显差异，而且颜色耐久性差，一年后明显褪色。自本世纪初开始，美国、日本的喷墨打印技术与设备、材料有了重大变革，喷墨打印机使用的“染料墨”革新为“颜料墨”。这对喷墨打印中国书画复制品而言，是一次使复制级别空前提高的关键性变革，它使中国书画复制品与原作在色墨质感方面更加相近了，而且“颜料墨”可以长期不变色。200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引进了日本爱普生公司微喷数字写真机，开发了图像数字写真系统，启动了院藏作品陈列替代品的研制工作。2005年10月，中国古典名画《清明上河图》真迹在北京故宫博物院80周年院庆藏品展中展出数日，然后就换上了喷墨打印技术复制的替代品，当时并针对该复制品向观众做了实情说明。这幅《清明上河图》复制品从图像数据的采集、微喷技法等多方面都已走入了喷墨打印中国书画的较成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