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徐悲鸿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当时他的作品已盛名远播，价格不菲。不过徐悲鸿为人淡泊名利，一般不轻易卖画，结果徐悲鸿画作的价格节节攀升，于是引得一些不法之徒动了心思。

其时，南京道署街一裱画店里，挂出不少署名“悲鸿”的“奔马”、“八骏图”及水墨花鸟画，吸引了不少收藏爱好者前往，售价、行情甚旺。徐悲鸿、蒋碧薇夫妇得知，去看这些以假乱真的伪作。后经蒋碧薇多方打听，终于弄清楚这些假画的伪造者，是一个名叫任仲年的小青年。

任仲年虽年仅19岁，却练就一手模仿当代名画的绝技，不论山水、人物、花鸟，均达到乱真的水平，并以此牟取暴利。曾有一南京文化人家中客厅所悬张大千、溥心畬、黄君璧、张书旂四大画家之作，均为任仲年一人造假所为，由此可见其功夫非同小可。

一些好心人曾劝他不要行此剽窃之道，他却一意孤行，竟发展到在徐悲鸿的眼皮底下以售其奸。徐悲鸿遂由蒋碧薇出面，一纸诉状将任仲年告上法庭，双方对簿公堂。

但令徐悲鸿夫妇啼笑皆非的是，官司一直打到省高等法院第五分院，法庭竟然宣告任仲年无罪。一是民国法学界对知识产权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任仲年的父亲多方活动，打通了法院的“关节”。因此，徐悲鸿败诉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而且，当时人们完全没有什么知识产权的理念，以致有不少人同情任仲年，认为其如此年轻，画技如此了得，堪称青年才俊；其目的仅为谋生，不宜和那些唯利是图、假冒商标的不法商家同等论罪。有人还建议徐悲鸿干脆收任仲年为徒弟，以成人之美。

造假者任仲年在法庭上，也振振有词地狡辩道：“画上署名悲鸿，难道就不许我叫任悲鸿吗？”一下子“你也悲鸿，我也悲鸿”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打油诗人黄甘草因此还在《南京晚报》撰诗云：“你悲鸿我也悲鸿，任氏徐家各不同。子曰后生诚可畏，居然真个有神通！”诗前还有短文说：“任仲年从此大可正式命名任悲鸿矣！前程无限，好自努力，寡人有厚望焉。”

仲年虽然逃过了官司，但毕竟心中有鬼，从此不敢在南京再造假画，而悄悄跑到武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