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素娜 王溪楠

一直以来，画院既不像艺术院校那样清晰地涵盖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职能，也不像美术馆那样通过不断地展示艺术、服务社会而让普通人熟知和亲近，画院曾经象征着高端、卓有成就的艺术，近年来，也因其相对模糊的定位、并不明显的社会效益等问题而备受争议。

无论如何，画院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是现实存在的，在关注与争议中，一些画院近年来开始推进改革，吸纳、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呈现出新的活力。作为历史较为悠久的画院之一，北京画院结合藏品优势，推出了大量独特而具有趣味和学术价值的展览与活动，并借由展览提升了画院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日前，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接受《美术文化周刊》专访，讲述了他对画院建设的思考。

美术文化周刊：推动艺术传承一直是画院的职能，北京画院在这方面有哪些做法？

王明明：北京画院是全国第一所成立的画院，周总理到会祝贺，当时收纳了包括齐白石在内的一大批社会上知名的画家。北京画院在经历了57周年后，它已经具备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一直以周总理所说的画院要以研究、、创作、教学为己任，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师。对于传承，我们应该分开来看，首先应是继承的关系。在北京画院这样一个有雄厚积淀的艺术单位，就首先要研究好如何继承，思考如何通过一些引进的年轻画家把中国画很好地传承下去；其次，北京画院的画家虽然有自己的独立风格，但如果不承担传承社会责任的话，那么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画院画家。

北京画院美术馆已经成立8年多，我们策划的“20世纪美术大家系列”迄今为止已经做了30多位大师，通过研究他们成才的内部、外部环境，独有的传承方法等，逐渐理清了这些大师成才的规律，精品画作如何产生以及这些大师对于20世纪艺术领域的影响等诸多问题。齐白石国际艺术研究中心、传统中国绘画研究中心的成立，使北京画院能够更加系统地去研究传统。

在创新方面，我认为分为两部分，一是艺术家自身的创新，一是活动的创新。活动的创新是对传统文化本体研究之中的创新，比如我们与浙江博物馆、浙江美术馆的一个关于黄宾虹的交流项目，之前我们就在自问，要对黄宾虹赋予什么？不能仅研究黄宾虹本身，而是要研究他的传承体系，要有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于是我们策划把黄宾虹与李可染、林散之放在一起同时做了一个展览。这说明，你是否要有自己的风貌，他的学生李可染通过自己的传承已经创造了属于自己山水画的新风格，林散之的画非常像黄宾虹，但他又从书法中打开了自己的新面貌，所以中国画的传承关系不是食古不化的，应该是有所创造，每一个人的特殊性，在通过吸收前人的东西后都可以变为自己的。这样的活动就包含了我们的策划理念和创新精神。

美术文化周刊：近些年北京画院在体制机制改革上有哪些作为？

王明明：改革主要体现在机制上的突破，事业单位过去的老体制造成很多人人浮于事。单位如何有活力，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定位，然后制定自己的目标，坚持不懈下去就能做出自己的特点。现在很多事业单位包括画院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认为画院画家就是要画自己的画，画院要组织什么样的活动，画家不知道，这种状况很不好。所以每个画院都要知晓自己在这个地区所处的地位、研究的方向，为文化所起到的作用，这样定位才能明确，否则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画院必须要出人才，才能出精品，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人的时候要首先看他是不是真正有才华、是不是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是不是有文化底蕴，如果遴选进来的人能具备这些特点，那他成才的几率将会很大。第二，我们要按照艺术规律发展，不能揠苗助长，画家在外参展、应酬太多就没有时间去研究艺术本身，不能静下心来去进行创作。作为一个画院，要时时刻刻思考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氛围才能适合画家的发展。另外，画院要不同于美术学院的教学，要因材施教，如何面对不同的人才，怎么运用传统的方式进行教学等都值得思考。北京画院采用的是导师制，就是类似师傅带徒弟这种最原始的方法进行教学，事实证明，这种个性化的教学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