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岸送别》及第一次学术争论

西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发端于西方各大公私博物馆及个人的收藏和鉴赏。早期收藏中国古代绘画的机构主要有波士顿美术馆和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两家，其后是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克里夫兰美术馆。纳尔逊的首任馆长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是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先驱，帮助该馆收藏了李成的《晴峦萧寺图轴》、马远的《西园雅集图》等珍贵绘画。克里夫兰美术馆由李雪曼（Sherman Lee）主持中国绘画的收藏和研究，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作为海外拥有中国艺术品数量最大的收藏机构，到20世纪50年代构建了宋元绘画的收藏和研究体系。

美国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到20世纪中后期已近于一门显学。50年代后，中国艺术史研究开始逐步进入西方各大学、科研机构等学术群体。和高居翰同时期的学者，任教于名校如普林斯顿的方闻（WenC.Fong，后来担任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主任）、斯坦福的苏立文（MichaelSullivan）、堪萨斯的李铸晋（Chu-tsing Li）、耶鲁的班宗华（Richard Banhart）、密歇根的爱华兹（Richard Edwards），博物馆界如李雪曼、何惠鉴，都在学术界声名鹊起。

高居翰1926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了东方语言学士后，他到密执安大学继续修读艺术史硕士和博士，师从著名艺术史学者罗樾（MaxLoehr）。1954～1955年，富布赖特奖学金让高居翰得到了前去日本京都大学的机会，跟从“京都派”汉学大家岛田修二郎学习；两年后，在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协助著名汉学家喜龙仁编写七卷本《中国绘画：大师与法则》的经历，继续帮他夯实了学术的较高起点。1956年回到美国后，高居翰担任了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书画顾问，并从1965年开始长期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艺术史系，直至1994年荣休。

高居翰的两本重要著作：《气势撼人：中国十七世纪绘画的自然与风格》和《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和工作》，出版时间相隔12年，分别是他受邀在哈佛大学“诺顿讲座”（Chales Eliot Norton）和哥伦比亚大学“班普顿讲座”（Bampton）演讲的结集。世界名校大都有自己的学术纪念讲座，哈佛“诺顿讲座”取名自该校历史上的伟大学者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1874年，受其表兄弟、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埃利奥特的邀请，诺顿在哈佛开设了名为“建筑与设计艺术史及其与文学的关系”课程，这被视为美国大学艺术教育的开始，“唤醒了人们对于美术作为人文教育至关重要部分的热爱，而不仅仅将之视为一个培养专家的领域”。为了纪念他，哈佛自1925年起开设“诺顿诗歌教授”，2006年改名为“诺顿讲座”。杨晓能介绍，这一讲座的主题是“诗歌”，包括语言、音乐、美术和建筑中的“所有诗性表达”，也就是最广义的“诗”。每位受邀人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做六场演讲，整理出版后大都成为其代表作品，如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诗学六讲》、哲学家安伯托·艾柯的《悠游小说林》、小说家卡尔维诺的《新千年文学备忘录》、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都来自他们于不同年代在这一著名讲座的演讲。1979年，当时任教伯克利的高居翰获得“诺顿讲座”邀请，将他研究17世纪晚明清初中国绘画的学术成果公开发布并结集，《气势撼人》于是也成为他确立自己为中国艺术史界巨头之一的重量作品，被全美艺术学院联会选为1982年度最佳艺术史著作。至于哥伦比亚“班普顿讲座”，其演讲主题选择更为宽广，除社会人文领域学者外，物理学家、数学家也曾在邀请之列。1991年，高居翰在那里讲演了自己对于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和工作的研究，他将艺术史置放于社会史的框架中，再次向学界彰显了“让绘画通过画史进入历史”的学术方法。

而在“诺顿讲座”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关于中国晚期绘画史写作计划中的前两册：《隔江山色》和《江岸送别》。第一册《隔江山色》讨论了元代绘画，主题包括画坛大家的风格更新，职业画家之外的文人绘画运动的出现以及历史和社会环境对于绘画的影响等。在1978年出版的《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中，他则开始强调风格与外部环境，也即画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画风之间的联系。高居翰在这本书中谈道，文人画的引领者大都承袭了董源－巨然传统，而职业画家们则偏向于李唐、马远以及其他宋代院派画家的风格。他认为，业余文人画家倾向于取悦自己，而职业画家则较多取悦品位保守的官绅阶层，这在后来引申为吴派和浙派绘画的分界——他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来自西方艺术史界对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家和赞助人关系的研究模式，具有其独特角度和叙事分析，也让李成、戴进等从前较被忽视的画家重新进入绘画史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