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你们误会了，以为我画画写文章，其实我是个粗人。小时候父母打成右派，工资大减，四岁开始家里就很穷，后来又去插队，没过过好日子。你会留下一套生活习惯，譬如吃东西狼吞虎咽，非常将就，哪里都能睡，怎么着都能过，到纽约了还是这样。

草莽气，就是见过下层的世面，不计较，无所谓，仗义，承受力强，忽然就能行动，就能决断，大概就是草莽气吧。

南方周末：你认为你身上草莽的部分是哪些?

陈丹青：我不要被人以为是个艺术家。我认识太多艺术家，原来我跟他们一样，我就是他们?特别受不了老要问你怎么定位自己，画家还是作家，还是公知?这种身份焦虑，我慢慢明白了，大概苦逼屌丝太多了，快点想有个身份，有个说法，公务员啊，科长处长啊，至少部门主管吧。艺术家也这样，巴望有个说法，有张名片，有个头衔。

我是长期没有身份的人，年轻时连户口本都没有，很自卑，火车上最怕人问：小伙子你哪个单位的，你什么工作。我他妈什么都不是，坐火车就是到山沟去啊。后来上了美院，一天到晚戴着校徽。结果很快出国了，又成一屌丝。美国结结实实教育了我：你就是你自己。现在我很骄傲：没有身份。画画算什么身份啊!可是你在中国没身份，意思是没单位，没职业，没钱，没权……这一关很难过的。我最怕看见年轻人自卑，可是我们的教育就是让你越来越自卑。

南方周末：你怎么定义流氓?

陈丹青：你耍流氓!这是流氓手段，其实是指无赖。旧社会，旧上海，流氓的定义就是“白相人”，白相人的定义，就是黑道。

目前我看过最朴实的黑道定义，是杜月笙的儿子。记者问他，到底怎么看那代流氓?流氓是什么?他想了很久，只说一句话：“就是帮忙”——你在这个地面上，本地人，外邦人，你进上海街面混口饭吃，要做小生意，要有地盘，尤其要有朋友，怎么办呢，要人帮忙。今天人家帮你，有一天你有力量了，兜得转了，你帮人家的忙。

白道不是。所谓黑道有一系列规矩，白道也有一系列规定，玩儿规定的人，管人的人，吃官饭的人，他都有交易，但轻易不帮忙，也轻易不拆台。清末民初，孙中山、蒋介石闹革命，都要靠“流氓”。

包括今天，赖昌星就是大流氓，他要是活在民国，就是第二个杜月笙。你看他一路出来，家乡父老孩子都管，逃亡时还每年给他办的家乡老人院老人打电话，问年终补贴拿到没有，也办中学。他哥哥要被捕了，全村老少拿着家伙，一层层护着他，最后他说服乡亲，自己出来就捕。

我相信每个省、每个小地方，都有杜月笙这样的人。草根里永远有这样的人，书都没念过，聪明、仗义、有办法、敢担当。

但流氓打地盘时，要打架，甚至杀人——《水浒》为什么流传，不就是一群土匪流寇——他要维护本帮，要对付别的流氓群，这是丛林生态。我们下乡时，农民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出门就是靠朋友，一路大家帮忙。到纽约我要人帮，也帮别人。国内来个电话，老朋友，新朋友，接个飞机，住个一阵，等等等等。

所以我回来和许多人没法玩，他们是单位思维，不是江湖思维。

南方周末：大多数“文人”或者“流氓”不关心时尚的，甚至看不起时尚，但是你不同，你很关心时尚，为什么?

陈丹青：所谓现代文化，现代文艺，两大摊：一摊娱乐(美国所有电影电视统称“娱乐业”)，一摊时尚，两者都是大生意。这两摊没了，弱了，你谈什么现代文化?

当代艺术都要跟时尚界找灵感，为什么?古代也一样，文艺复兴那会儿，画家雕刻家这一摊是最牛逼的时尚，创造经营整个景观。现在最有活力的人精，许多在时尚界。大都会博物馆、现代博物馆，每年有顶级时尚人物的专展。中国是两头不着调：美术馆是官府，不懂时尚，看不起时尚，时尚界也拿不出真东西、真角色。

我回国一看到时尚，还有什么时尚派对之类，觉得对了，这就是演变嘛!有人说我庸俗到和娱乐圈时尚圈玩，他们没有政治头脑。青少年文化、摇滚乐、走台、派对，都是改革开放的正果啊。

不要把我当读书人，书架上这些书顶多看过千分之一，以后也不会看，我得找个时候扔掉。

南方周末：你怎么定义奢侈?

陈丹青：奢侈品在中国又是一大奇观，是送礼的主项，跟国外奢侈品概念完全两回事。它还被卷入权力游戏。洋人惊呆了，奢侈品居然可以是这个概念，这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