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由丹青到水墨的历史演变理路(2)

(二) 先秦时期之所以选择并确定丹青绘画作为主流，关键原因是在此之前的青铜器时代，中国绘画已确立了以毛笔线条勾勒物象形态，再敷以色彩的基本格...

(二)

     先秦时期之所以选择并确定丹青绘画作为主流，关键原因是在此之前的青铜器时代，中国绘画已确立了以毛笔线条勾勒物象形态，再敷以色彩的基本格局。经过青铜器时代对于线条作用的充分强调之后，及于先秦时代，这一格局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固定化。它的核心就是以毛笔书法为稳固支撑，并且随着书法笔法的推进而得到深化。因此，两汉时期绘画的大发展与当时隶书笔法的进步是一致的。而魏晋时期，丹青绘画第一次高峰的出现又正好与晋人书法上的至高成就是合拍的。这些既是盛唐时代丹青绘画走向顶峰的必要条件，也是之后中国画向水墨转型必不可缺的基础。正是由于以此为基点并在后世得到充分展开，中国绘画才能够在水墨方面走出了与其他民族绘画截然不同的艺术道路。

     再就精神性来看，中国哲学精神的成熟固然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但真正完全下贯到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时间则毫无疑问要推迟很多。这并不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学艺术就不包含相对应的中国哲学精神，而是其中存在着一个“由道达器”的过程。并且，“器”的层面的容纳性，即文学艺术的表现能力、自身形式的完整性塑造必须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才能做到“由道达器”，使“器”成为“道”的载体。在这些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中，中国书法在魏晋时期比较早地实现了自我的成熟，又在其后的唐宋时期实现了自我的分蘖;而文学如诗歌、散文则在唐代达到了巅峰，在宋词、元曲等后来的品种中完成了它的分蘖;绘画中的丹青绘画也在盛唐时期进入高潮，并分蘖出水墨的品种，而且通过它在后来的时代里得到了更高的升华。这种由完满到分蘖的过程完全可以理解为中国哲学精神的一个下贯过程，也可以说是文学艺术之中国性的自我成形过程。

     所以，如果仅以丹青绘画来看，即使到了隋唐时期，中国画的中国性也尚未得到完全的凸显，如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其原因是：人类远古、中古时代从事绘画的许多物质因素存在着必然的相似性;从世界范围来看，勾线敷彩的绘画手法非中国所特有——其亦大量存在于印度绘画、伊斯兰绘画之中，甚至也是他们的主流绘画方式——中国画与其他民族绘画的区别点在隋唐时代尚不非常明显。再就绘画的精神性而言，尽管此前魏晋时期顾恺之等人对于中国绘画精神的认识和表现水平已达此前历史的顶峰，但是丹青绘画对于绘画性的执着，对应的是“尽善尽美”的儒家哲学思想，佛、道的美学追求一定程度上被压制，因而并不彰显。因此，整体来说，此时中国画的精神塑造也还称不上完备。

     以此来观看盛唐之后的水墨时代，我们认为，水墨的成熟乃至在中国传统社会后期蔚然大宗，也同样蕴含着中国艺术之于绘画本身和精神性因素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的动能。就绘画本身而言，由于获益于丹青时代所确立的书法化的绘画结构以及书法笔法的先期成熟，其最初潜藏的内核得以发芽、生长，而同时代的世界其他民族的绘画也沿着各自的逻辑展开，逐步走出各自的面目。至此，中国画与其他绘画之间的反差才开始变大，作为独立画种的意义正在逐步彰显。而以精神性因素观之，唐以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普遍走向内省，佛、道思想在艺术中的影响远远地超过此前的儒家思想，这与水墨绘画所追求的当下性、自我铭刻性等等艺术语言、结构层面的特征又是非常契合的;而离形得道的道家思想的渗透、参与也给这一新的精神结构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无论就绘画语言、结构的独特性还是就绘画“载道”的深刻性来说，到中古的唐宋时期，中国绘画才真正完成了其中国身份的塑造。

(三)

     “丹青”是中国画史中最常见的用以指示绘画的一个词汇，起源于何时已不可知。但是，至迟应起于盛唐的杜甫时代。杜甫有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云：“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今天，“丹青”仍在一些场合中被使用，指代中国画。在从先秦到唐代的千年历史中，丹青绘画一直是中国画的主流。

     “水墨”一词最早见于(传)唐王维的《山水诀》：“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但一般认为，《山水诀》并非王维之作，而是宋人伪托。所以，这个“水墨”概念的起点也是有问题的。不过，中唐人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中提出了“运墨而五色具”的观点，又可证及于中晚唐时期不管是否产生了“水墨”的概念，以水墨为主或在水墨的基础上施加一些辅助性色彩的水墨画，已经成为当时绘画的一种主要形态——水墨画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