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我还是一名年轻记者，能够进入“万荷堂”采访黄永玉，简直做梦都不敢想。如今，我依旧地清晰记得汽车驶到京郊通州的徐辛庄，经过路边的一个亭子下了公路，穿过一片树林便来到一座高墙围住的院子前。

树木繁盛，庭院深深。黄永玉指着西院的那个铜雕向我们调侃道：“太喜欢它了。”顺着他手指方向看过去，发现铜雕的造型真是稚拙可爱，同正房屋檐下悬挂着黑漆金箔的大匾“万荷堂”相得益彰。更令人叫绝的是大厅那些粗大的原木柱子，它们并没有被打磨成规矩统一的浑圆笔挺，而是保留了自身的不规则形态，既显示出传统结构的精湛工艺，又呈现着木质纹理的天然美感，尤其那一个个隆起的木瘤，更是各有姿态，妙趣天成。

黄永玉的画室正房足有200平方米，屋里迎门竖着6根3米来高的大柱子，上面有他的书法。一面巨大厚重的花梨木画案横在柱前，黄永玉则端着烟斗站在案前。

那一年，在“万荷堂”亲历了黄永玉画荷花。那幅作品高5米、宽6米，高处的荷花他是要坐着升降机画的，好神奇的方式，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创作情境。

从升降梯下来，黄永玉领我们来到东院的大客厅，这里是他会客、休息、听音乐的地方。客厅的桌子两米多宽，近六米长，是他用非洲加蓬的大花梨树干做成的，与画室的画案同出于一棵树。大树的整块树皮做成了楼梯的护栏。

透过客厅落地窗的整块玻璃，看到3亩荷塘四周的楼阁由长廊环绕。荷塘边的大石桌前，黄永玉手握烟斗的铜像坐在石凳上，似乎在守护着塘中的万杆莲荷。塘里不仅有荷花，还种植有数十株老梅树。遗憾的是，我去的那一年，荷花还没有开，“映日荷花别样红”的佳趣美景，自然也无眼福。

其实，以黄永玉的个性而言，他在院落中最惹眼的地方竖一尊自己的雕塑，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铜像本身：五短身材，赤裸身躯，一手提着遮羞布，一手端着大烟斗，浑圆的脑袋上立着两只硕大的扇风耳。诙谐有趣，妙不可言。

黄永玉不仅包办了“万荷堂”的整体建筑，还包办了内部装修。大到家具装饰，小到烛台碗筷，处处亲力亲为，用尽心思。他每天坚持早晨6点起床，散散步，吃点简单的早餐，就开始埋头工作，恪守每周5天工作制，而且每天工作时间绝不少于8小时。通常，他只有在周末才会放下工作，邀请朋友们前来“万荷堂”欢聚畅谈。

贪玩人生

在黄永玉的人生故事中，表叔沈从文必被提及。其实早在他出生之前，沈从文就已走出湘西。直到上世纪40年代，各自奋斗在人生道路上的叔侄二人才开始通信，从此结下一生情谊，直至1988年沈从文去世。正是沈从文建议他把像“布店老板”的本名“永裕”，改为适合于艺术家的“永玉”，希望他永远光泽透明。沈从文跟黄永玉说过的五个字让他终生难忘——爱，怜悯，感恩。

曾经在黄永玉写的一篇谈论沈从文的文章中，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

“表叔是个很规矩的老实人，一辈子朴素的生活和工作。他不像我。我是盐，他是棉花，如果历史是雨的话，他将越来越重，而我将越来越轻。我是经不起历史淋浴的，因为我太贪玩而又不太用功。”

就是这位自称“太贪玩而又不太用功”，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黄永玉，却无师自通、多才多艺，让世人不解和困惑，他怎么可以这样聪明！

12岁那年，读完小学的黄永玉离开家乡，只身来到福建集美中学读书。外面的世界并不像他想象得那般精彩，抗战的烽火打破了他的求学梦，初中刚读了两年，他就不得不辍学到社会上闯荡。他当过瓷场的小工，在码头上干过苦力。一天，他在码头上偶遇中学时的军训教官，便被介绍到军队里成了一名司书。

这是一份轻闲的工作，每日只需抄写几篇公文一个月就可收入8块钱。黄永玉偏偏不是个会享清福的人，抄完公文嫌其呆板无趣，闲着没事就开始在上面“乱画”。他先是把“通令”二字用别致的花边装饰起来，又意犹未尽地将下面的横线改画成一只夸张的小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