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20世纪以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20世纪的关键词。在20世纪初，“新”“旧”之争更是社会、文化之核心。“戊戌维新”要“维新”，“新文化”运动要的也是“新”。最有冲击力的杂志叫《新青年》。而中国文化人也分成了“维新派”与“守旧派”。著名文化人黄远生1916年在《东方杂志》上撰文《新旧思想之冲突》称，“现时吾国民思想之冲突，概由与西洋思想相接触而起”。可见洋为新中为旧。李大钊1918年在《新青年》上撰文，亦直截了当以《新的！旧的！》为题，批判“新旧不调和”的生活。故新就好，旧就不好，西方的就好，中国的就不好。

这个20世纪初期的文化定调一直影响到今天。“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1925年时说得更彻底：“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有人说，鲁迅要踏倒的，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见，既然是“新文化运动旗手”，当然也就是西方文化旗手。所以也是在1925年，作为“旗手”，他干脆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总之，“新”就时髦了起来，这一“新”就新了一百年。

与“新”直接相关的“革命”是20世纪又一关键词。所谓“革命”，即由旧致新的突变性的手段激烈的变化。中国人崇奉“革命”也崇奉了一百多年。我们只看到“革命”的新变，而忽视了“革命”的破坏。“破旧立新”是革命，破坏、砸烂、打倒、摧毁，这些可怕的概念在中国人心中竟然都有褒义的性质！“文化大革命”把一国的文化砸得稀烂，一国的人又都心满意足！

这些就是创新的世纪渊源。创新在别的物质科技领域中自有其用，姑且不论；但在艺术创作中却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既然新就是好，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已习惯于把“创新”当成艺术创作的最根本的标准。傅抱石有方章就叫“其命维新”。所以不论画家，评论家，或画展评委，见着从未有过的新样式，就会叫好。为了新，大家也就变着法子去逞怪炫奇，弄出若干见所未见的怪样子。而见着怪样子，整个美术界的人又都会一起喝彩。其结果，就是美术界中人整天去发玄思奇想，或实验于斗室，或沉湎于玄思，或采异国之奇风，或发惊人之臆语，一个美术界被弄得奇形异态光怪陆离，或誉之为新意盎然，或毁之为怪象丛生。

其实，艺术为心灵的流淌。“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外”，此之谓“诗言志”。可见心灵为艺术之源。唐人张璪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只认“外师造化”，以为“唯物”，而弃“中得心源”，以为“唯心”。殊不知，无此心源，则“外师造化”将毫无意义。大美学家宗白华把“整个中国美术的精粹”浓缩在“因心造境”一句话里，他是懂得心灵在中国艺术中的根本性作用的。而心灵是“创新”创得出来的么？心灵是在现实中体验感悟生出的。《乐记》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所以“中得心源”与“外师造化”缺一不可！生活与感受，是心灵得以丰富的根源，是艺术所以创作的根本动力，这岂是脱离生活的“创新”所能替代的？中国风格系统中最高之格为“自然”。唐人张彦远说，“自然为上品之上”。何为自然？随心所欲，自然而然，不造作，不扭捏，这又岂是“创新”创得出来的么？

其实中国古代反倒尚古。当时尚古之时髦决不亚于今之“创新”。古人崇尚的“古意”，是一种中国文化中本质性的恒久的核心因素。唐人有“古文运动”。其领袖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古道”者，民族文化之根本也。文学史上早已公认“古文运动”之文学变革性质。元人赵孟頫也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其实大家都知道赵孟頫是元代画坛变革的领袖，黄公望是赵孟頫的学生，王蒙是赵的外孙，他们的艺术又何曾古起来？此叫“托古改制”“变古则今”。“四王”曾被“新派”骂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们“复古”。他们不是自己都言必称“仿”吗？仿董源，仿巨然，仿大痴（公望），仿叔明（王蒙）……但你真要去比较一下，讲笔墨，讲“干笔渴墨”讲“下笔如有金刚之杵”的“四王”，与这些讲意境讲造理的前辈追求完全不一样，手法也大相径庭。须知，今天被奉为中国画圭臬的“笔墨”可是从董其昌、“四王”们才开创的一个新传统！这又是“托古改制”。不言新而新自在其中；甚至，专言古，而新仍在其中！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新旧之辩。比之专言“创新”而脱离生活脱离情感脱离艺术本质的今人，我们的古人显然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