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什么角色？

苏立文：教人们怎么画画。他的确做了融合中西的尝试，但我认为不怎么成功，林风眠做得要好得多。因为在我看来，这种融合并非是将两种文化的技能简单叠加，而是在于你是谁，以及你自己是如何感受的。这种融合，应该是把你在巴黎和上海的经历变成了你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林风眠是一位更好的老师。他的学生，比如吴冠中、赵无极，都找到了各自的表达方式，将中西融合的经历表达出来。我甚至不觉得徐悲鸿曾如此理解“中西融合”过。

记者：这些艺术家从欧洲回国，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中国艺术圈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西方现代艺术？

苏立文：哦，是的。这些从欧洲回国的艺术家是少数，就算在大城市，他们也像一座孤岛，影响力很有限。

记者：所以说当时他们更容易接受徐悲鸿所推崇的现实主义？

苏立文：（思考片刻）是的。因为刘海粟当时作的一些画看上去非常西化，但是徐悲鸿并没有那么做，我想他的确在尝试寻找他自己的语言，也许他的确很伟大，只是没有感动我。

记者：这是不是因为你是用一双西方的、尊崇着西方艺术史规律的眼睛来看待当时的中国现代艺术的？

苏立文：这自然一直是一个问题，我的确是用西方人的视野来观看中国艺术的，我也尝试使用中国的方式来审视中国人的情感，但毕竟我不是一个中国人。自然我是从一个野蛮人（谈话一开始，他就管西方人为“野蛮人”）的角度做出评论的。中国人有时会说，这人根本不懂他在说什么，也许他们是对的。

记者：你的书里有那么多细节，是您的夫人帮您翻译，提供给您文化、历史、上下文细节吗？

苏立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她是一个科学家，并非一位艺术家。我不认为她影响了我的艺术口味。她带我认识了很多艺术家，他们是如此喜爱她，也给她画了很多肖像。她在这个层面上是一个主要角色，但并没有影响我对中国艺术的好恶。她把那都留给我决定了。

记者：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年轻时候的你， 你在剑桥大学学习了建筑，可以做完全不同的事，是什么让你来到了中国？

苏立文：那完全就是一个意外。我当时加入了一个组织，想要去西班牙帮助共和派攻打佛朗哥政权，但是西班牙内战突然结束了。我们转而打算去被苏联侵占的芬兰，可惜瑞典突然宣布中立，不让任何人通过其国境前往芬兰。再后来我听到中国需要志愿者运输医疗药品，我就这么去了。我同一卡车的医疗药品一起抵达了昆明。

记者：你是怎么到那儿的？

苏立文：1940年2月，二战正酣，我从伦敦登上了一艘轮船。当时约有三四十艘轮船一并起航，有几艘在当时就被击中并且沉没了。我们比较幸运，到了新加坡，然后香港，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昆明。

记者：中国那时候肯定对你来说很陌生吧？

苏立文：特别陌生，我对中国毫无概念。在念本科的时候，我曾在近东做过几次挺冒险的旅行，我们开着一辆破卡车，沿着地中海走了一遍。但是的确，对中国我一无所知。

记者：究竟是什么促使你决定学习艺术史的？

苏立文：40年代在中国，我唯一有过比较严肃的交谈的是庞薰琹，从他那里我了解到中国艺术家都在做些什么，由此想就此写一本书，后来我也这么做了。但是，我并没有能够学习到比如唐、宋时期的绘画。我从那些来内地避难的艺术家那里获得了一些中国现代美术的情况，后来就回英国去了。我在剑桥读建筑学时学过一些西方艺术史，原本也打算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1947年，一份来自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改变了一切。我开始学习中文，但也没怎么学好，因为我花了太多时间看有关中国艺术史的东西。

记者：你觉得当代的中国艺术家是否已经找到了属于他们的路？

苏立文：是的，他们是在走自己的路没错，但是，我不觉得仅有一条路，相反，往前的路有千千万万条，而每个人都要自己做出决定。有人问我中国艺术家将会走向哪里，我对他们说，别问我，去问问中国艺术家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