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觉不觉得中国和西方艺术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甚至变得雷同？

苏立文：从表面上来看，的确在变得更雷同。因为当下有了一种当代艺术的国际语言，不是吗？

记者：西方对中国艺术的理解，是不是还只停留在中国画的层面上？

苏立文：他们寻找两种元素：西方元素或者政治表达。最近在北京我与艺术家和评论家举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圆桌会议。其中一位说，我想你们（泛指西方人）过于倾向于强调现代中国艺术中的政治成分。对于这种说法，我可能有两种回答：第一种是承认，我认识一对经常写现代中国的夫妇，他们就只对有政治含义和象征符号的东西感兴趣。第二种看法是，中国艺术的确隐含了很多政治信息，但中国人不愿意挑明，就我们这种野蛮人纠缠不放。

记者：当一个艺术史论家评判一件艺术品，依据的是理论还是对作品的感情？

苏立文：我是用我感情来做判断的。一位法国诗人曾说过，对那些用双眼来观看的人们，言语就是多余的。我看了蔡国强在纽约现代美术馆的展览，使用了很多花哨的东西，我当时想，老天啊，那玩意有什么感情啊？但他自然有其他很令人动容的作品，比如狼，一排狼群，前赴后继扑向一堵墙，并跌下来摔死，当然这些都是标本制成的。我觉得美妙极了。我不明白那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但是其视觉极其刺激，让我激动。我想它一定有其含义，但是对我来说，它的意义就是我双眼之所见。总之，我不是一位好的艺术评论家（大笑）。

记者：你写中国现代艺术的那本书曾在50年代和90年代分别在西方出版，收到的反响有不同吗？

苏立文：非常不同，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已经比以前成熟多了，他们学了很多内容。那时候，没有人在学中国艺术，之前甚至有人问我干吗要在那些中国东西上浪费时间。我想，人们经常忽视的一点是：中国艺术家在二三十年代接触到西方艺术，是我们西方艺术家不曾经历过的激动人心的经历。与中国艺术的承接和转型相比，西方不曾如此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这个新的艺术世界打开了很多扇门，提供了很多种可能性，非常激动人心。在中国，面对一张模仿莫奈风格的画，你可以说那是一份拷贝，但实际上远比那复杂得多，因为中国画家需要先采纳一种之前闻所未闻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这相当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