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置豪宅：“就是艺术创作”

黄永玉画风多变，晚年热衷于置办豪宅：北京的“万荷堂”，凤凰的“夺翠楼”、“玉氏山房”，佛罗伦萨的“无数山楼”。他说：“我那是发疯了，神经病嘛。我研究过我自己，怎么到处都有房子？现在我想那就是一个艺术上的创作。借用素材来创作，每一个不同的素材在不同的地方不一样。”

对画画，黄永玉自有一套看法：“我一生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画画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时有位老先生批评我，说我创作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永远是为了快乐。当时我低头站在台上，他指责我，我也不能说话，要是平常他这么说，我肯定请这老头吃西餐，我说你怎么讲得这么对啊！搞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快乐的基础你怎么画啊。为了创作，心情是要快乐的。”又说：“把画画提高到深刻的意义上，文化贡献啦，全是扯淡的。人家问毕加索：‘你的画什么意思呀？’毕加索说：‘好看不好看呢？’‘好看是好看。不知道你的画说些什么。’‘你听过鸟叫吗？’‘听过。’‘好听不好听啊？’‘好听。’‘你懂得它是什么意思呀？’画画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人喜欢把每一件小事，每一个活动，都讲成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是人活着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意义啊。人家问我为什么喜欢画荷花，我就说，我外婆打我，我就躲到荷花边……你真的以为我画荷花从这里开始？人应该冷静地对待这样一种东西—尤其是画家，喜欢把每一件事情都讲得很有意义。”

经历了那么多苦难，黄永玉和他的老朋友们从容且长寿。他说：“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我对一个年轻的朋友说，你不要光研究胜利者的传记，也要研究一下失败者的传记。胜利者写的传记里有很多夸张的东西，而失败者的传记里有很多东西都是真实的。”

黄老大的英雄会

黄永玉八十岁时，我在广州专访过他。老先生出场时手执烟斗，面带微笑，在座之人均不由自主肃立起来。访谈一开始，黄家亲朋拿相机从不同角度拍照，闪光灯影里，我恍然觉得这是一位江湖老大主持的英雄会。可惜黄老大的听力不太好，说话时只好凑近了提高声调，顿时没了距离感。一会儿工夫，就知道这位老大不喜欢正儿八经的访谈，更乐意百无禁忌地聊天—黄老大的英雄会变成了黄爷爷的故事会。

2005年8月13日，我到北京，参加了黄永玉在万荷堂举办的生日酒会，见识了各界名流。万荷堂中，黄永玉居住的地方名为“老子居”，那张其大无比的睡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老子居”外的另一个院子是荷塘所在，数亩地大的池子栽满荷花，顿感“十万狂花入梦寐，一袭清馥逸荷塘”并非吹嘘。在万荷堂，我见过一张大合影，其中有黄苗子和郁风夫妇、丁聪和沈峻夫妇、王世襄、范用等，后来我都采访过他们—再回想万荷堂的盛会，心中竟有别样滋味。

2007年3月，我再去万荷堂，依然是黄永玉的英雄会，依然听他讲故事。当天晚上，我们几个朋友还去了同住通州的黄永玉的二弟黄永厚家，一天之中感受了兄弟俩的不同风范，煞是有趣。

在任何一个场合，黄永玉的口才和气场使他总是当第一男主角。晚餐时座上有人问他：“您现在吃辣椒吗？”“用鼻子吃不行，用嘴巴就行。”又有人问：“平时有什么活动？”“打乒乒球啦，画画啦，拳击现在是不能打了，家里有个沙包，每天打打沙包。我弹钢琴的水平和我日文的水平差不多，认得中国字的那部分……”谈起他的故乡凤凰，“有一次，我在江边画画，一个导游带了一帮人，看我在江边的那幢房子。房子叫做‘夺翠楼’，导游就说，黄永玉以前有一个老婆是人家的，叫‘翠儿’，是黄永玉抢来的，所以叫‘夺翠’。其实哪有这种事情，从字面上讲，‘夺翠’就是把绿颜色‘抢’过来，在我们家乡话里说这件东西很‘夺翠’，就是很多绿颜色，颜色鲜艳的意思。”笑眯眯的黄永玉仿佛在讲与自己不相干的故事，“还有一次，我在凤凰的路上走着，有一个人一看见我，就叫：‘沈从文！’”

我也听过多次黄永玉笑谈“死”：“死了就烧掉，送到火葬场，人就回来，就不要再管，骨灰都不必要。鲁迅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是死了。为什么要活在人的心上？有什么理由你要活在人的心上呢？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嘛。且不管这个，既不要骨灰，又不想活在人心上，你还想干嘛呢？所以我有几个方案：一个方案是骨灰不放火葬场，放在抽水马桶里，请一个有修养的受人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举行个仪式。这个方案我爱人反对，说会塞住水管，找人修很麻烦；只好执行第二个方案，把骨灰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来，分送给朋友，栽花，但是有一个问题，到了晚上，朋友看了，觉得花长得比较怪，吓人。这样只好让朋友永远痛恨我，咬牙切齿地骂我，那就把骨灰揉在面里包饺子请大家吃，吃完了宣布：‘你们刚才吃的是黄永玉的骨灰……’关于死，杨宪益讲了很好的话，他说与其等人死了以后称赞人怎么好，不如活着时就开追悼会，他想自己快死的时候，搬一张靠椅，可以旁听大家吹捧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