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黄永玉曾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同事中有查良镛（笔名金庸）、陈文统（笔名梁羽生）。也是在香港，黄永玉与聂绀弩、叶灵凤成为忘年交，日后又与黄霑、蔡澜成为忘年交。

香港当年有一家叫“美利坚”的馆子，童子鸡做得很出名，有一次黄永玉和朋友吃到一半，发现大家口袋里都没有钱，他对着饭馆里饲养的热带鱼画了一张速写，用手指头蘸着酱油抹在画上，算是着色，画完给叶灵凤打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叶灵凤笑眯眯地来了，黄永玉交上画，叶灵凤预支稿费付清了饭钱，大家尽欢而散。

黄永玉也常陪聂绀弩打发寂寞时光。有次两人走在街上，黄永玉告诉聂绀弩有个很好的故事。聂绀弩说：“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讲。”黄永玉后来说：“文学不光是讲故事。写文章也像作对联一样，上一句下一句，要讲得有意思，结构、关系，但不是讲故事，巴尔扎克讲故事讲得好，出神入化，但他写得没有司汤达、左拉有意思。我用有点类似福楼拜的写法，不要太紧张，从容一点，慢慢地说，站在故事以外来说。”

黄永玉和金庸同年，当年叫他“小查”。几十年后，黄永玉的画展在香港举办，金庸去捧场，吃饭时，黄永玉指着身旁的金庸对大家说：“他比我大几个月，那时我们都叫他小查。”金庸笑道：“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叫我小查了吧。”香港有一家电视台采访黄永玉，请他谈金庸，黄永玉说：“查良镛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

“从容对待”“文革”岁月

1953年，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先住在表叔沈从文家，后入住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沈从文只读过小学，黄永玉只读过中学，后来都任教高校。黄永玉说：“我没有读过什么书，说了人家不相信，初中三年，念到二年级留了五次级……有记者花时间去翻我当年读书的档案，找到我小时候的同学，我那个同学告诉记者，黄永玉当年的成绩，每学期的总分，加到一起都不到一百分。我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会当教授啊！我就用老布什的话说，我是没有任何出路了，只好去当教授。”

黄永玉自述：“有幸沈从文是我表叔，他给了我文人良心。有幸认识聂绀弩先生，他给了我文学钥匙。我懂得人生险恶利害，什么时候讲话，什么时候哑巴，肚子里清楚明白。也懂得为恶者读书更恶，书跟善恶两边都是朋友，出了事，谁也救不了谁！我一生读和写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兴趣。”

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黄永玉遭遇了著名的 “黑画”事件。事后，黄永玉说：“所谓的‘黑画’，那个猫头鹰事件，他为什么说我画猫头鹰一只眼睛开一只眼睛闭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让他说为什么，他也是说不出来的。不要讲出意思来画画，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前，每一样东西都要有意思，没有意思就有坏。上海有个画家画一个笑眯眯的苏东坡，叫《中苏友好》，苏东坡和他爸爸比，小一点，和他弟弟比，大一点，就不是大苏，不是小苏，是中苏，笑眯眯就是友好。还有一个画家画一张《又红又专》，画一块砖，红砖，就是又红又专。现在好了，就是不是太有意思的东西也不追究了。”

动荡岁月里画不了画，写不了文章，痛苦吗？黄永玉回忆：“自然的事情怎么会痛苦呢？痛苦是对比了之后才会有痛苦。比如说，我们在干校，每天哪里有空去痛苦呢？每天大家去劳动，劳动完睡觉，第二天还要劳动。除非你有闲情逸致的时候才会痛苦。这个事情不要说我们，古代划奴隶船的人，锁在铁链里，不见天日，每天就是摇呀摇的，从历史来讲，他是痛苦的，但是他在摇的时候，仅仅是希望活下去，别死，来不及想我痛苦呀我怎么样。批判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小组开会就讨论这个问题，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将领为什么还愿意接受改造？大家说来说去，轮到我发言，我说：‘大概活着比死好吧。’大家就来批判我，说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将领认识了共产主义的原理啦，认识了社会主义的好处啦。我们都没有那么清楚，他们怎么就那么清楚了呢？不太可能吧。”

“文革”时，有次难得地，沈从文在街上与黄永玉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时间，沈从文只说了一句话：“要从容对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