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买家刘益谦从纽约苏富比购得苏轼《功甫帖》。三个月后，上海博物馆的专家对该帖发出质疑，指《功甫帖》是清代钩摹本，并于2014年元旦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钟银兰、凌利中两位研究员的论文(下称钟凌论文)，指出《功甫帖》乃从道光年间碑刻法帖《安素轩石刻》中双钩摹得。小子作为一名业余书法爱好者，对《功甫帖》的论争颇为关注，但认真拜读上博两位专家的文章之余，对文中若干观点却有些想法，想求教于诸位先生前辈，望先生们不吝赐教。　　一、《功甫帖》是否即为安岐《墨缘汇观》中所著录的那件？

安歧(1683—1745?)是清初的大收藏家，收藏之富，甲于海内，王翚在《云山竞秀图》后写道：“麓村先生主盟风雅，深志翰墨，鉴别品题，尤为海内所推重。”安歧对其寓目之法书名绘必认真记录，晚年将其积累数十年之书画札记拣选编次为《墨缘汇观》。

查《墨缘汇观》中著录《功甫帖》为“牙色纸本。行书二行共九字，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前后半钤四印。其数字甚佳。”

如果去掉此件《功甫帖》上安岐之后的藏印，如图1所示，图上文字前后即半钤四印，与著录相合。

《功甫帖》在安岐收藏之前的面貌

另外，帖上钤有安岐收藏印“安仪周家珍藏”，判断这方印的真伪对《功甫帖》的断代极为重要。诚如徐邦达先生所说，“书画上作者和收藏者钤用印章，是作为征信之用的，因此也和题识一样，可以依靠它来辨真伪、断时代”。(《徐邦达集》一，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8页)。

安岐是大收藏家，其藏品在他之后多进入清宫，保存完好，所以他的收藏印鉴资料众多，我们轻易的就能找到许多参照物(如图2)，其中苏轼《覆盆子帖》与《功甫帖》同为安岐收藏，同样著录在《墨缘汇观》中。与诸印相比对，《功甫帖》上这方印同样印色鲜明，印痕清晰，所有特征均能一一对上，所以安岐的收藏印准确无误，此件《功甫帖》即是安岐旧藏。既是安岐旧藏，我们保守的说，《功甫帖》的年代就不可能晚过清初。

安岐藏印对比

二、从历代收藏、寓目者的角度出发，《功甫帖》非道光伪本。

钟凌论文中明确指出：“《功甫帖》……，原与《刘锡敕》伪本以及米芾真迹合册，亦属李佐贤《书画鉴影》中《苏米翰札合册》之一，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包括米芾《道祖帖》《章侯帖》等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中各札，亦为许汉卿同时购得。”

根据李佐贤《书画鉴影》记载，他寓目的《功甫帖》是与苏轼《刘锡敕》、米芾《道祖帖》《章侯帖》合装于《苏米翰札合册》中，后有陈望囗、李寿朋题跋。

这与张珩日记中的记录相符，“(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价二万元。中间《功甫》、《章侯》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出版《张珩日记》第130页，1940年2月4日)。也就是1940年初，《苏米翰札合册》流转到了韩慎先手里，1942年为许汉卿购得。

李佐贤(1807-1876)，不仅是清代颇有影响力的古钱币学家、金石学家、收藏家、诗人，而且是著名的书画鉴赏家。

韩慎先(1897-1962)，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谢稚柳一起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书画巡回鉴定，曾任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安素轩石刻》刻成于1824年，如果《功甫帖》真是根据《安素轩石刻》勾摹，那么制作时间要比1824年更晚，这与李佐贤相去不过几十年，与韩慎先也差不过百年，就好比我们现在看一幅八百多年前的书法作品，难道时代气息一点都看不出来吗，更何况这二位鉴定大家？

而且，徐邦达先生在其所著的《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书法》一书以及1992年2月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的文章中都肯定《功甫帖》为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