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银兰 凌利中

——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

明清以降，“双钩廓填”更被作为坊间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双钩廓填”之法，一般而言，系覆透明薄纸于书画原作之上，先以墨线勾描轮廓，再以纸绢于稿本上钩摹，墨线勾好后，再染墨敷色。以书法为例，具体而言，即以细线双钩轮廓于纸绢上，可深可淡，再填墨；或用影摹手法，将双钩稿本垫于纸绢之下，在纸绢上或摹写、或钩摹结合。上述手法，均以原作双钩轮廓为依据，故称“双钩廓填”，作品谓“摹本”或“钩摹本”等。

“摹本”最初主要用于复制古代名家原作，旨在保护原迹，以及易于传播流行、临摹学习等功用。此法盛于唐宋，并以精妙著称于史。如宋濂(1310－1381)称：“摹书至难，必钩勒而后填墨，最鲜得形神两全者，必唐人妙笔，始为无愧如此。”(题虞世南《摹兰亭序卷》，故宫博物院藏)王穉登(1535－1613)亦曰：“宋人双钩最精，出米南宫(米芾)所临，往往乱真。”(题《快雪时晴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由于文物散佚的原因，古代法书名画尤其是唐以前墨迹，原作大都无存，故即便为唐宋摹本，往往可视为重要文物，甚至是国宝，如著名的唐摹王氏一门《万岁通天帖》(辽宁省博物馆)、唐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故宫藏)、唐摹王羲之《上虞帖》(上海博物馆藏)等。其中被视为国宝的唐宋摹本，一般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摹自真迹原作，二是善书名家亲为。如陈方所言：“钩填摹揭之法，盛宋时，惟米南宫、薛绍彭能之。盖深得笔意者，然后可以造化，否则用墨不精，如小儿学描朱耳。”(题陆继善《行书唐摹兰亭序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及沈荃(1624－1684)“加以善书之家，钩填精妙，几欲乱真”(同上)、董其昌(1555－1636)“下真一等”(题《万岁通天帖》)等精辟之论。 明清以降，“双钩廓填”更被作为坊间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对此，嘉庆间萧山文人王端履于其《重论文斋笔录》中曾就晚清钩摹作伪现象一针见血地予以揭橥：“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1)“从法帖中双钩”，实属与上析唐宋依据原作钩填之性质同中有异的另类手法。兹以上海博物馆所藏苏轼《刘锡敕》伪本以及今年于纽约所见的《功甫帖》墨迹为个中实例典型试作剖析。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两帖钩摹本制作的具体时间，目前可能存在不同看法，笔者的深入研究也在持续进行，本文拟将其中一种看法的阶段性成果发表如下，以祈教于方家。

一、《刘锡敕》伪本与《诒晋斋摹古帖》

《刘锡敕》，墨笔纸本，纵29.6厘米，横45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此作最早见于同治十年(1871)成书、李佐贤(1807－1876)编辑发行的《书画鉴影》卷一。书中，李氏视之为苏轼(1036－1101)真迹，并将《功甫帖》墨迹与米芾(1051－1107)《道祖帖》、《章侯帖》四开散页合为一册，名《苏米翰札合册》(2)，又记“册后附存陈望囗、李寿朋及孝祥书共三开，均不录”(3)。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包括《刘锡敕》伪本、《功甫帖》墨迹等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各札，为时任大陆银行总经理的许汉卿先生(1882－1954后)经直隶财政厅厅长汪士元(约1877－？)物色绍介于天津陆续购得(4)。2001年，《米芾、苏轼书翰合卷》由许汉卿之子许允恭先生无偿捐赠予上海博物馆，体现了许氏家族的爱国情怀。此前，上博亦有幸从其家藏中选择并征集收购了米芾《章侯帖》(亦名《恶札帖》)，以及黄庭坚(1045－1105)《小子相帖》、南宋《淳化阁帖》(潘祖纯跋本)等名迹。

《刘锡敕》伪本与米芾《道祖帖》原为册页，入藏前已改装为卷，名《米芾、苏轼书翰合卷》，系许汉卿于1954年重裱所为。重装时，许氏另行添入了其从英和(1771－1840)旧家后人所获的翁方纲(1733－1818)《钩摹刘锡敕》油笺本(纵30.5厘米，横32.5厘米)，并永瑆(1752－1823)《诒晋斋摹古帖》中苏轼《刘锡敕》拓本(纵32厘米，横42厘米)与许汉卿题跋合裱为一卷。捐赠前，经鉴定，上博将卷中《道祖帖》定为米芾真迹，而《刘锡敕》为伪本。徐邦达先生(1911－2012)于《古书画过眼要录》中，将《道祖帖》(亦名《得书帖》)作为米芾真迹著录，《刘锡敕》系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