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草书风格在清初并没有能得到发展，书法艺术主张出现了自然的替易更迭。审美观念表现为比较温和的移徙和渐进，这与康熙、乾隆酷爱董其昌、赵孟頫有关，“赵董风流”成为天下典范。这其实是意识形态抑制了艺术的精神导向。崇尚赵董书风的“中和”之美的审美思想蕴含了政治和道德的主题。其时清廷大兴文字狱，“文字之祸”致使群儒钳口，士人恐片言招祸，不敢有所述作，如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惟将学术转向金石考据。“前代文人受祸之酷，殆未有若清代之甚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有思想才能者，无所发泄，惟寄之以考古，庶不干当时之禁忌”(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这却为乾嘉学派始成大宗开辟了先声。于书坛，“尊碑抑帖”以突破“馆阁体”的束缚，阮元虽著《南帖北碑论》，而翁方纲“倡碑”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清中期摒弃帖学弘扬碑学正是在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翁方纲便是乾嘉学派代表性人物，时为北方诗坛的盟主，以先后三省学政身份论诗谈艺，一时从游者众，如吴荣光、伊秉绶、梁章钜等。其论著所涵盖之广为同时代人中所仅有，生平精心汲古，宏览多闻，诗文、书法、鉴赏无不魁首当朝。而对诗歌、书画、谱录、金石学均有所述作，其治学方法多为学科交叉，横溢乾嘉，著有《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文集》、《复初斋诗集》、《石洲诗话》、《经义考补正》、《礼经目次》、《苏诗补注》、《苏斋笔记》等数十种，世之论金石学者，必推翁氏。

翁方纲的书学观，其在《苏斋笔记》卷十四有所述作：“晋人正楷既罕传，则言正楷者，惟于唐人遥师晋意，此千古书法之要义也”。故翁方纲又有了《苏斋唐碑选》之作：精选五十碑，以为书家法式，而主意惟在欧阳，谓唐碑只有欧阳询诸碑真正可信可师。欧阳之碑又以化度寺为楷则。翁方纲与稍后阮元都提出“尚碑”说，以改良一统天下“赵董风流”的秀美书风，而同为“尚碑”但本质上有着“势”与“法”的分野，即阮元力倡“北碑”，尚魏晋南北朝之“势”，而翁方纲崇“唐碑”的“法”度谨严，研究清代碑学者往往有此误区，将“北碑”“唐碑”混为一谈。当然，翁方纲虽时为书坛盟主，其历史地位当逊于“身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的一代文宗阮元，阮元著《南帖北碑论》的历史意义无疑是非凡的，其开启了其后的包世臣、康有为倡碑学说，但阮元之说则晚于翁氏之识。

康有为在《书镜》中分析清代书学体系十分中肯：“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这“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即翁方纲标榜的书学观。以“法”强其筋骨，无疑成了乾嘉书学津梁，于其时亦不啻为一方强心剂的良药。

翁方纲书法与当朝的刘墉、梁同书、成亲王并称为“清四家”，书史上更将成亲王易换王文治，世称“翁、刘、梁、王”，“清四家”中成亲王永瑆受翁方纲影响师法欧阳询，翁方纲与王文治似在师友。他们直接秉承的是翁方纲书学体系即尊唐碑、写经，兼研汉隶，欲起有清康雍两朝之衰。这一观点，钱泳在《履园丛话》卷九《碑帖》中多有论及，翁方纲在其《徵刻金石图序》中更直白无余。

千载而下，翁方纲书法尽管算不上巨擘，但无论如何，乾嘉尊碑诸子，付诸实践来改良赵、董书风者，当翁方纲莫属。时阮元力倡北碑，但其书还是以“馆阁体”为宗，后来者包世臣则以帖学为基，以运腕之笔变法参孙过庭《书谱》。而翁方纲认为只有取法北朝碑版上承隶法、下启唐楷，即“以唐溯晋”、研习漢碑“以篆隶为本”方能正本探源，以碑版矫治法帖、墨跡的不足，一洗赵董靡弱的积习，此为翁方纲以金石学与书学糅合而形成的特质。其书初学颜真卿，继而转习欧阳询，参以苏体之意，隶书则师法《史晨碑》、《韩勒碑》等汉碑。只有将翁方纲书学观放在时代文化背景下来考察，其书学思想的识见当不会被历史湮没。以其书学观念切入探究其学术源流，对考察清代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亦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