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晚年曾说起过当年为还敦煌旧债而卖收藏的情况：“我卖的是明清古画，虽然心痛，但还可以忍受。”言下之意，对于其丰富的宋元藏品，大千是极为舍不得的。但就在海外的岁月里，为了全家的生计，为了国内亲人的生活，也为了自己在欧洲、美国艺术市场的开拓，张大千不得已考虑将自己收藏的顶级精品，逐件出售。

可是，当年在香港，一般的古书画并不容易脱手，买者寥寥，以至于1952年张大千移居阿根廷筹钱时，买家指名索购他最心爱的南唐顾闳中手卷《韩熙载夜宴图》和五代董源的《潇湘图》。消息传出，令人大为震惊。移居阿根廷后，张大千特意进行了一次北美之旅，以此打听美国公私收藏家对中国古书画的接受程度。令人欣喜的是，美国的确是当时古书画交流的一大市场所在，张大千的选择是正确的。王季迁、顾洛阜等收藏家，成为张大千在美国变卖收藏的两个重要渠道。相比较而言，身为吴湖帆大弟子的王季迁在选画时更为“严格”，因为对大千的收藏十分了解，有时他还会点名索要，对此大千虽不舍却也无可奈何。而身为美国人的顾洛阜，财力雄厚，每次选购都数量很大。有趣的是，尽管两人选画标准不同，但最终，这批精彩而丰富的藏品，几乎不约而同都进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对于公开出售自己的藏品，张大千既不回避也不宣扬，每每谈及于此，他几乎都不发一言。在黄天才看来，“想必是因为别人不一定知道他的苦衷，多说则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口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出售字画，张大千还非常善于把握机会，及时补充收藏，特别是在战后的日本，由于经济不景气，大量国宝级书画得以流向市场，张大千借美国卖画的机会，又得以在东京市场大显身手，补充收藏了不少好作品。据介绍，除了熟悉的古董商为大千提供藏品外，张大千更是以其豪爽的性格、深厚的学养、精准的眼力，在日本收藏界大显身手。只要是他看得上眼的艺术品，绝不还价，出手大方，不斤斤计较，为此在日本古玩界打开了名气，当时大千住的旅馆每天要接待好几批送字画来看的古董商，只要他看中，问明价格后当即留下，即使一幅也看不中，大千照样奉上交通费日币两千元，这在当年已不是个小数目了。自1954年起，张大千连续在日本看画、买画十二三年。不仅如此，依托日本精良的装裱技术，张大千的不少藏品，得以重换新颜。

应该说，张大千的收藏与变卖，一切都是源自生活的需要。不仅如此，面对巨大的经济负担，他甘冒“投机倒把”之大不韪，费尽心思进行古书画交易，其心智与胆魄令人敬佩。同时，他所能持有的“有舍才有得”的收藏原则，恰如王世襄所言“由我得之，由我遣之”，从容豁达地处理这些“身外之物”，最终也因此，他才会在晚年将所有收藏悉数赠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毫无留恋。

厮守后半生的夫人徐雯波

除了在艺术界的叱咤风云，张大千丰富浪漫的感情生活，也是读者最为期待了解的未知领域。对此，天公亦有所涉猎，只是不同于一般的花边新闻描写，黄天才巧妙地站在张大千晚年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夫人——徐雯波的角度，来叙述这些不一般的情感历程。

自跟随丈夫离开故乡的那刻起，徐雯波没想到自己再也没回到家乡，而亲生的一子一女，也只能留在四川。在今后的数十年中，作为第四位夫人，徐雯波却得以陪伴了张大千整个后半生。以至于到了晚年，许多记忆已不复存在时，徐雯波见到张大千的照片，总会优雅地指指，说道：“这是我先生。”

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喜马拉雅山麓大吉岭，还是远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徐雯波以其智慧、勤劳，操持着大师全家的衣食住行，甚至还为张大千生了最小的儿子心印。在张大千只身远赴重洋打拼的日子里，徐雯波既不抱怨也不矫情，除了写信叮嘱丈夫注意身体，还体贴地寄上自己的照片。显然，照片打动了向来情感丰富的张大千，当即在灯下画就了一幅精到绝伦的重彩仕女——《云山万重 寸心千里》，画中美人手执素笺毛笔，若有所思，正是雯波夫人的写照，张大千更在画上题《唐多令》一阕，以寄情愫。

当然，这对恩爱夫妻，也曾有过不愉快。在大千旅居日本之际，徐雯波就遭遇到了一次挑战。大千在东京的“侍女”山田小姐，聪慧可人，与大师日久生情。而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徐雯波，却始终对山田小姐礼遇有加。这一不公开的事实，引起了大千身边诸多好友的抱不平，一位友人没忍住，向徐雯波抱怨了起来。没想到徐雯波却看得很开，她表示：自己早已看出两人的感情，大千并没有刻意要隐瞒她，但她并不在意。以往在四川，四个太太同时服侍大千都没有出现过争风吃醋，自己是最后一个进门的，却没有受过排挤。如今到了国外，自己是大师唯一有名分的太太，她已觉得很幸福了。现在只想好好照顾丈夫，让他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只要对他无害，自己绝不阻拦。至于山田，他们夫妇不懂日语，也的确离不开她，没有了她，谁来照顾张先生呢……一番话真挚感人，令人敬佩不已。以至于大千听闻之后，亦为之动容。后来，大千在闲谈之中，讲了这样一番话：“没有感情为基础的女人，我不会与她亲近，任何有违我良心的事，我也绝不会做。我的养生之道无他，一切顺乎自然，绝不勉强！”这无疑是对徐雯波宽宏的气度最大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