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十余年后，一代大家仇英横空出世，名满明朝。

成名后仇英的画作，又被项元汴高价收购，一时间，仇英成了当时市价最高的画家。

在项元汴的藏品中，仇英的“汉宫春晓长卷”价值两百金，略逊于王羲之书帖的“三百金”。而与仇英齐名的唐寅的《嵩山十景册》“计原值二十四金”，钱选的《山居图卷》也不过三十金。

价格悬殊之大，不知是项元汴成就了仇英还是仇英成就了项元汴。
据台湾学者杜联■编撰的《明人自传文钞》一书中所录，常往来于“天籁阁”的苏州画家便有：文徵明、文嘉、文彭、仇英、董其昌、陈淳。据传，董其昌在项宅长住过，身份是项家的家庭教师。

于仇英而言，项元汴曾经是他的全部。

于项元汴而言，仇英只是他的N分之一。

所以，项元汴成就了仇英，而N个仇英成就了项元汴。

用现在的话说，这叫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