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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一个艺术家，首先要了解他这个人。关于唐云，傅雷有四个字的评价：“高雅可嘉”[1]。傅雷是唐云的邻居、朋友，又是一个兼通中西、直谅而严谨的学者，他的评语可信，可解读。唐云是怎样的“高雅可嘉”呢?

 

　　首先，他性格豪爽，心胸开阔，珍视友谊。不妨看看他的后辈、朋辈之介绍：“家父有一句名言：‘人生之欢，莫过交友;人生之苦，莫过失友。’他八十年生活里，有酒友、茶友、画友，六艺之中，朋友无所不在。他的交友原则是以心相见，求同存异，得其所长，排怒解仇。他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乐善好施、古道热肠的性格，从来将钱财看作身外之物。”[2] “唐云尙侠重义，很多人生前身后得到过他的帮助” [3]，1950年，他的朋友若瓢在香港卧病欠债，他闻訉即赴港办画展，将卖画所得12根金条相赠[4]。唐云有一书联曰：“钱如黄酒随手尽，灯如红豆向人骄”[5] 在他看来，友谊比金钱重要得多。文革期间，友人林风眠横遭四年冤狱。1972年，林“出狱第四天，唐云就同沈智毅去林家看望。林风眠说：‘你怎么敢来看我?别人避都避不及’!唐说：‘怕什么!’”[6] 在他看来，“做人不能势利”“政治上失意的不能疏远”[7]。 ‘文革’中，唐云也遭到抄家与批斗，他“心里虽然有气，不久也就烟消云散，海阔天空，乐我所乐。”他说：做人“气量要大，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8]这是他的豁达。

 

　　唐云善恶分明，有正义感，有路见不平拔刀而上的侠气。“在抗战期间的上海，他画过一长串乌龟，彼此衔着尾巴，以讽喻汪伪汉奸。日本投降后，他画过一堆不倒翁，以指刺蒋汪合流的‘世代簪缨’[9]。在“文革”中，几个朋友与唐云聊天，谈及旅途遇歹徒抢劫该怎么办，唐说：‘一是不怕，二是对打!’”[10]  一个进入老年的人，还有如此的刚猛之气。

 

　　第二，唐云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敢于承担公益事业而又处世谨慎的人。1938年，他迁家上海不久，就与邓散木、白蕉、若瓢在上海大新公司举办“杯水画展”，将收入赈济难民。“杯水”取“杯水车薪”之意，比喻赈灾之力微薄，然其仁爱之心足可嘉。对于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 ，唐云都积极承担。1953年，出任华东美协展览部主任，次年负责筹办了华东地区美术展览会;1956年，任上海画院筹备委员，协助中国美协、上海美协购买大量八大、吴昌硕、任伯年作品;1957年，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鉴定委员;1959年，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筹备委员;1960年，任上海画院业务室主任，次年与陈秋草等一起负责筹办上海花鸟画进京展，同年被选为上海美协副秘书长;1962年，出席第三届全国文代会，同年任上海政协委员;1963年，兼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主任。“文革”后的1977年，任上海政协第三届常务委员;1979年，任上海画院副院长;1980年，任上海画院代院长;1982年，任上海政协第六届常务委员;1984年，任上海画院名誉院长，并被聘为上海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顾问;1986年，为浙江省残疾人作画百幅捐献，另出资万元作为装裱费。1989年，又以89高龄出任上海美协副主席 [11]。总之，他是一位有热情、有能力而又办事认真的艺术活动家，为上海的文化建设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过多的社会兼职，不免占用他的作画时间。傅雷在称赞唐云“为时下国画家中不可多得之才”的同时，就对他“整天在美协办公、打杂”而使“创作大受影响”深表“可惜”[12]。但唐云似乎并不以此为憾。他说：“艺术创作不单是画家个人的事，创作就是一种负有社会责任的行为，就要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13]他兼职做事 ，也出于同一个目的。他曾在一方自用砚上刻铭：“砚田小，可以稼;鼓足劲，谷天下。”表达的也是这种责任担当精神。不过，唐云又是一个做事谨慎，决不粗豪鲁莽的人。1957年春夏之交的“大鸣大放”，他积极与会，但纳纳无言，私下还劝好友邓散木、白蕉等要小心说话，但这几位好友还是身陷囹圄。[14] 他晚年作《竹杖铭》曰：“不畏崎岖偕此君，每当坦道亦妨倾。若从平夷犹慮险，万水千山到处行。”[15] 既“不畏崎岖”，也要“平夷虑险”，这是唐云睿智的人生经验。

 

　　第三，唐云是一个热爱生活、乐观进取、有趣味、爱玩会玩、追求高雅境界的人。这体现在他的生活态度、平生爱好各个方面。试举例说明：

 

　　1983年10月，74岁的唐云在去云南办事的前一天，给老友李研吾写信，请他在天津代买二只油葫芦[16]，寄到上海。他收到后即回信说：“弟年逾古稀，尚好童年所玩之物，儿态未改，殊可笑也。兄云油葫芦有许多名堂，希遇有经验者为我一问，一、如何饲养;二、叫声如何，如叫时有几个起伏，即几个翻头。又闻油葫芦之外另有“叫哥哥”， 也是人工培养的玩意儿，天津也有购得，今年不要，明年再托你。”[17] 他把油葫芦视为宝贝，天冷时总是把油葫芦盒焐在胸口，谈笑间向人出示。1993年9月底，他最后一次住院，临行前还叮嘱儿子要把油葫芦养好，说“我还要带它去台湾呢!”[18]一个耄耋老人，在频繁创作与社交活动的同时，还有这样的“闲心”养玩油葫芦，不只是出于未泯的童心，更出于对生命与生活的热爱。养蟋蟀之类是“玩”，搜集、收藏与摩挲紫砂壶是“玩”，品茗饮酒也是“玩”。对他来说，这“玩”里包涵着无限的情趣与诗意!而“玩物”如蟋蟀、紫砂壶等的价值，不在它们的名贵，而在生命趣味和某种象征性意义。唐云说，茶与山有关，与僧寺有关，与文人名士和他们的清谈、诗赋有关，而喜爱紫砂，除了实用，更是喜爱其细腻无釉，不同于金银玉质的自然和朴质[19]。这就是说，这些物质性的“玩赏”“品玩”内含着人文追求，标志着一种亲近自然、追怀历史的审美人生。手揽一曼生壶，尝其清香，暖其“与古为徒”之心;赏其形制，读其铭而参其禅机，得到的是通连古今、心物一体、情理交汇的精神享受。唐云有诗曰：“午晴睡起小窗幽，人事闲来对茗瓯。解识东风无限意，兰言竹笑石点头。”面对茗瓯的时刻，他追寻着“兰言竹笑” 、神与物游的审美境地。

 

　　书画收藏更是如此。唐云这一代画家，大都不是出身于美术学校，而是以“师徒加自学”的传统方式成长起来的。他们年轻的时候，中国还极少有艺术博物馆和美术馆，只能在私家或画店里零星看到历代名家作品，于是拚力做一点收藏，以作为临摹古人、悟对臥游、提高鉴赏力的途径。在中国美术史上，收藏或观摹收藏，对中国画的传承、培养画家鉴赏力起着关键作用。唐云的前辈或同代画家如黄宾虹、金城、萧谦中、朱屺瞻、吴湖帆、刘海粟、张大千、溥心畬、徐悲鸿、吴琴木、张石园、张大壮、叶浅予、谢稚柳、宋文治、黄胄等等，莫不看重和得益于收藏与不间断的鉴赏活动。唐逸览说：“父亲的收入中，除去家中生活开支外，大部分钱用在两个方面，一部分帮助穷苦朋友，另一部分用在购藏名画以及碑帖、印章、砚台、紫砂壶、瓷器、竹刻、古旧书等。这些东西，父亲视为珍宝，情之所钟，爱之所在。”[20] 唐云收藏的绘画，除他特别喜爱的石涛、八大、金农、华新罗之外，还有宋马麟、明董其昌，清以来的恽南田、王原祁、罗聘、黄易、吴昌硕、齐白石等，书法则有文征明、王宠、倪元璐、郑板桥、何绍基、邓石如、赵之谦等。笔者曾在上海画院展室看过唐云收藏的一幅王原祁小幅山水，其苍润浑厚，只能用“妙不可言”四字形容，多年过去，至今铭记于心。王原祁有很多板滞无生气之作，但也有极精彩者，没有好的鉴赏力，是难得这种精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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