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卖青花的女店员见记者对一只瓷瓶有兴趣并想批量订货时说：“这个仿元代的，卖你120元，你要多少都可以，交10%的定金我们就开工。保证做到看不出‘贼光’(注：新瓷器釉面刺眼的光叫贼光或火光)。”

在一家放着《江南Style》的店里，从已倒闭的景德镇艺术瓷厂出来的王师傅，主要以画清乾隆的粉彩小葫芦为生，30元一个小葫芦薄利多销。

在一个转角上，十几只瓷瓶表面混合地黏着烂泥、贝壳、螺蛳壳，表面发黑污秽不堪，乍一看误以为是从污池里捡出来的。记者听到一个过路的扔下一句：“就这样还想冒充海捞瓷……”

就是在这样一个仿古技术乏善可陈的地方，很多店主炼出了识别术，来者若是游客，店主就编一个故事来“杀猪”，若是行家，便明说是仿品。很多贩子每隔一两周就来拉货，一车一车向外运到各地的古玩市场，价格则根据仿制的程度翻个几倍到十几倍。

“做瓷器，后代仿前代是很平常的事，这种瓷器叫寄托款(注：明清瓷器中，有一些不题写本朝年款或堂名款，而题写前朝的年号款识，以表达对前朝曾达到工艺水平的一种崇敬和缅怀，称之为寄托年号款，简称寄托款)。”戴明荣告诉记者。

“我们只管制作仿品，至于行家买走再拿到外头当真货卖，我们管不了。”一位女店主说。

事实上，古玩行业自古以来是对参与者知识和经验的挑战。火眼金睛、去伪存真的过程就有一种快乐，樊家井作为一个生产和批发基地，本来就是古玩行业中正常的一环。

景德镇瓷器圈仿古高手、御窑工艺博物馆馆长向元华接受《艺术评论》采访时，这样解读“古玩”二字：“古人造字很有智慧，古玩的‘古’字，上面一个十，下面一个口，十个人在说，众说纷纭，古玩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个‘玩’字，左边一个王，以前的王就是有权有地位之人，右边一个元，可以代表金钱，合在一起表示有钱有权有地位的人才能玩古玩。古玩是一个时代留存下来的经典，其中会有滥竽充数的赝品，这样玩才有意义，否则就成为一种投资品了，也就没有意义了。”

向元华所言的确是循环了几个世纪的古玩行业规则。但中国瓷器尤其是高仿瓷器，当古董商、所谓的专家与资本之手相牵，借助拍卖行的槌子，便打破了行业内的自然平衡。

江西省一位市级博物馆馆长说：“现在的文物鉴定专家队伍可以这样形容：鱼龙混杂。有些专家写文章真是很漂亮，真看起东西来却不如倒卖文物的贩子，但就是这些人仍然在鉴定文物甚至签字、开证书，这一方面扰乱了文物市场，另一方面却使真正需要保护的国家文物无意中流失，不得不说是文物界的悲哀。除了实践功底不够，道德上的缺失也是一方面。“找一些专家鉴定，如果没有好处的话，基本上说是假的，得到好处后，假的也说成是真的。一些古董贩子在卖瓷器时甚至和专家勾结，提前说好是四六分、还是五五分(利润)，把赝品卖给一些企业家。”

北京一艺术品鉴定中心负责人胡智勇认为，古玩行业最难抵御的是资本作假，海外的大古董商和拍卖行教会了我们什么是资本作假。古董商与相关专家本应有不错的眼力，可惜当他们遇到资本，就会说违心的话。

胡智勇出示了2001年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的年鉴，其中“大清乾隆年制粉彩九桃瓶”，估价为25万至35万美元，成交价为88.6万美元。2002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上拍“大清乾隆年制百鹿尊”，定价300万港元却遭到流拍，2003年转入国内最知名的一家拍卖行，拍出了，但没有结款。

生长并师出景德镇、从事瓷器行业20多年的胡智勇记得，这两件瓷器是较早出现在国际拍卖场的中国瓷器，而它们正是照着博物馆里的原件仿制的。

记者在参观景德镇陶瓷馆的时候，打听了“百鹿尊”与“九桃瓶”。陶瓷馆工作人员说：“这两件器物是陶瓷馆重要藏品，陈列空间有限，它们现在收在库房里，过一段时间轮换展出时可以看到。”

胡智勇说：“景德镇仿过明代和清三代的很多重器，最早是送到国外和香港拍场的。早期消息是封锁的，但这些年慢慢被人知道了。”

胡智勇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很有实力的香港投资方拿实物到景德镇要求仿古高手按照1:1的样子仿制，然后通过知名古董商或大行家送进国外和香港拍卖行。拍出后，高仿者、中间人、投资方三方分成。高仿者至少能分到33%，多时甚至能分到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