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要做出精品，除了形制、画工外，几个重要的辅助条件是，胎土须取自当朝老坑、色料须出自当年的原料产地、烧制使用柴窑。但这些年来，景德镇的高仿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全世界用来断代的科技测试标准数据都已被掌握，无论是胎釉成分还是釉面老化的实验数据，都可以做到。对高手而言，即便不是100%相同，九成以上的仿真度在技术层面都不成问题。

“即便仿到这个程度，专业上还是可以攻得破的。仿品与真品，就像孪生兄弟，虽然成分测试是一样的，但外部结构总有细节的不同。艺术是有生命的，这就不是靠仪器来检测的。有时候，实在遇到极难判断的情况，就不光是比眼力，而是比消息，打听这件仿品是由谁做的。但这些秘密的事情，古董商对外从来秘而不宣。”胡智勇说。

据业内人士的观察，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05年前后，元明清的瓷器高仿品主要销往国外和香港的大拍卖行，而2005年以后，不仅有很多中国人到境外买瓷器回来，也有大量的瓷器回流中国，其中既有真品，也有不少是赝品。一些曾被老外古董商用噱头的故事包装上了国际拍场的高仿品，由于出身“名门”，国内拍卖行的业务员在审核的时候更容易放行。

胡智勇这些年看了不下百场瓷器拍卖和预展，在他看来，每场拍卖中都有仿品，在公认的一线拍卖行中也有不下10%的赝品。“2011年美国拍卖的万历百寿纹大罐便是赝品，此罐我在近几年至少见过三四个同样的仿品。乾隆九桃瓶、乾隆百鹿尊，乾隆斗彩团花案缸、万历青花百寿罐这些都是按真品一比一实物仿制的，2012年一只乾隆斗彩案缸在美国也自动撤拍了，圈内之乱可想而知。”至于拍卖公司宣称的新发现的老瓷器，赝品率更不下20%~30%。这些瓷器如同阳澄湖的“洗澡蟹”，做好著录、来源，在境外的拍卖公司先托一个高价，产生知名度，过段时日辗转回国内市场卖第二次，两次相隔时间还不能太长，通常为1~2年，以免时间成本太高或遭遇市场风向变动。第二次国内上拍接手的人，便是高仿链条里资本之手伸向的“猪”。

为了与瓷器市场中的资本力量博弈，现在精明的行家还会留心著录年份。胡智勇说：“1993年后，海外拍卖市场就能陆续能见到高仿品了，且越往后越成熟、越多见。九十年代初期，主要仿市场热点，如宋代瓷器、元青花、明宣德、成化，以及清雍正和乾隆的常见品种。所以，1993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之前的著录含金量比较高。买古董瓷器，尤其是高价货最好参考1993年前的著录。”

事实上，资本之手不仅伸向元明清的古代瓷器高仿领域，近现代瓷器同样难逃。与珠山八友同时代的王步，其青花瓷雄浑、简朴、大方、清新有致，洗去晚清的繁缛格调，开创了当时陶瓷界一种崭新的画风，被誉为“青花大王”，他晚年自称“陶青老人”。

王步孙子王青2011年告诉记者，在北京某拍卖公司看到爷爷的仿品，甚至能估计出是景德镇哪位熟人仿的。“仿制的人与爷爷同我们家都认识，他也已经退休了。”但王青并没有要求拍卖公司撤拍，在他看来，其一没有时间也没有证据去申诉，其二面对的是有话语权的拍卖公司，取消拍品的概率很小。作为年轻的当代瓷人，王青的作品也慢慢登上拍场，彼此间需要良性互动。

“仿二代”的细分市场

在景德镇采访时，《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不止一次听人说起，一位民间高仿者的姐姐，上世纪80年代末因盗墓而入狱。过去还有人曾在景德镇御窑厂(注：明清两代烧制宫廷瓷器的部门)旁边租借店铺，白天卖瓷器，夜晚打地洞盗挖残器和瓷片。

20多年前，宋代影青瓷对景德镇人来说，简直是唾手可得。据向元华回忆，湖田窑的窑址就在“六○二所”(注：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又称六○二所，位于景德镇东郊)那边，当时整个山体都裸露在那儿，没有人保护。那里有大量宋代的工业遗存垃圾，很多一手资料，譬如壶嘴、壶把、碗、碗底都能找到，各种烧坏、烧黏连的瓷器废品遍布一座山。星期六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向元华就去山上找资料。

除了从出土的残件中获得古代瓷器DNA，景德镇陶瓷馆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基地。包括九桃瓶、百鹿尊在内的景德镇陶瓷馆的许多重器都曾被仿制过。

与向元华齐名的、以仿制元青花而煊赫的原陶瓷馆馆员黄云鹏就曾说：“1981年起，我们就开始仿制元代青花瓷和永乐、宣德青花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