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的“理”与后段的“趣”，正足以来总结陈淳、董其昌两人的风格是“丰神秀逸，韵致清婉，此士大夫趣味也”。吴宏(1615～1680年，江西金溪人，移居江宁，即今南京)所绘《草堂读易图》，近景的大树掩映着筑台架柱的屋宇，再上以“之”字路径深入中景，又加上远方绵延的山陵，这种景深的安排，使景物如在眼前，真是“高下大小适宜，向背安放不失”，这是“理之所在”。同为“金陵八家”的樊圻(1616～？字会公)，其《山水图》画只署“钟陵樊圻”，画中乔木扶苏，一路蜿蜒，山峰层层叠叠推远，加以景深的处理，烟霭在望，或高远，或平远，或山石环抱，又是“高下不失”，如出一辙。

明清的时代变局中，八大山人(约1626～1705年)与石涛(1642～1707年)常被引为标竿人物。说到“墨趣”，自是以八大山人的《墨荷图》为翘楚。在画的造型中，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墨荷真是可以从容游戏其间。张大千(1899～1983年)的泼墨荷花，则是将此“具象与抽象之间”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近现代画坛，从理与趣的角度看，墨着缣素，浓淡分明，便是活墨。活墨有光，“以色助墨光，以墨显色彩”“墨中有色，色中有墨”。在色彩上，添加时用花青衬底，“淡而不薄”；如张大千《勾金红莲图》，艳而不俗，画面的整体色感在艳丽中显出沉稳。大千的泼墨荷花，将色、墨泼写兼施的技巧发挥到极致，被赋予了兴酣落笔摇五岳的雄秀之气象，使他笔下的荷花已超越了花卉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