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鉴定与藏品去向

潘祖荫的眼光之厉害，在收藏界是有名的，文物是否真品或有无价值，值不值得去收藏，他一眼就能看出眉目，怪不得人们叫他“潘神眼”。可见他鉴赏能力的高超。当时朝廷内众太监凡得古玩，必请潘祖荫鉴别。因此，连孝钦皇后也曾说“潘祖荫所鉴定者固无甚大谬也。”

潘氏考据的功夫很深厚。有一次他新得一青铜鼎，考其款识，乃“鲁眉寿鼎”。特为此撰写了一篇文章叫“眉寿鼎图说”，还宴清同乡考生，并将文章赠赴宴的人雅正。等应试举子考二场时，诗经题目即是“眉寿保鲁”，凡是得图说的考生恍然大悟，答题时自然是洋洋洒洒，下笔如神。等金榜揭示后，结果考中的八人，有七名是有幸与潘大考官一起推杯换盏的人，可见晚清科举考题难度也是非常高。但从另一角度看，足见潘祖荫对金石器的鉴定的精通。

事实上，金石学者搜集收藏青铜器，一般侧重对器上款识和铭文的考证，通过对字的形状变化、文字结构及内容意义等方面的研究鉴定，来判断该器的价值。潘祖荫之所以能慧眼识真，收藏到像上文中提到的大盂鼎和大克鼎，是源于他鉴定水平的深厚和渊博的学识。经潘祖荫考证，方知铭文记述周王赏赐克以大虽土地及昆妾等奴隶，是研究四周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有件小克鼎。上面刻有铭文72个字，潘氏通过研究，大意为：周孝王二十三年的九月，王在西部周原旧都宗周，周王命令膳夫克到东部新都成周洛阳发布命令，整肃王的部队成周八师。铭文中所述器主人为“膳夫克”，故称克鼎，又称膳夫克鼎。为与大克鼎区别，也称小克鼎。这些都被潘氏发现并鉴定出来，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于是便立即收购了过来。

潘祖荫去世后，直隶总督端方曾托李诚甫向潘家探询想收藏潘家的孟鼎和克鼎，被祖荫弟断然拒绝。他的大部分的文物珍品，都由潘祖年运回苏州，庋藏在南石子街旧宅内。1937年抗战爆发前，南石子街潘宅仍有藏品数百件之多。当年朝中向潘大人索要两鼎铭文拓本的人络绎不绝，然因原件拓本寥寥无几，仅有少数至亲好友才得如愿以偿。

然他的藏书在咸丰年间丧失殆尽。据《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跋》中说：“咸丰庚申三月，荫所藏书存申衙前汪氏义庄，书四十籍既失；八月中，澄怀园之所藏亦尽，于是荫之书荡然矣。”可见他的书也流失了不少。

叶昌炽在潘氏的藏书的整理、保管方面保护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潘祖荫卒于北京后，其藏书由家眷携归南下，叶昌炽说：“残编啮翰，流落毫芒，人皆奉为至宝。”其后，一部分藏书流入书肆，一部分藏书由其弟潘祖年保管。

然而，潘氏最大的缺憾是家族人口凋零；所以他的弟弟潘祖年就把两个儿子过继给潘祖荫，但也相继早夭，家中无人继承香火。光绪十六年(1890)潘祖荫病死于北京， 6年后，他的夫人也在北京去世了。由于二人终生未育子嗣，潘祖荫所有的遗产就由比他小了整整40岁的弟弟潘祖年全权处理。 当潘祖年得知嫂子去世，从千里之外的苏州赶到北京奔丧，时间已经过了一月有余。就在这段时间，滂喜斋和攀古楼中已有大量藏品被盗。

为了避免情况的再次发生，其弟潘祖年决定秘密赴京将其兄收藏文物押运回故乡，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潘家旧宅中。潘祖年对“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把持极严，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世人皆传“潘家有宝”，却无人能一睹真容。潘祖荫的故交王懿荣、吴大澂等人，对潘家藏品其实非常熟悉。但是到了潘祖年这里，哪怕仅仅是借金文拓本一阅，也不能如愿。

抗战期间，此时潘祖年作古，潘家无当户之人，皆妇孺。当此危难之时，潘祖荫的侄孙承厚、景郑等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经反复遴选，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的一间不引人注目、久无居住的堂屋。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终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整个过程极其秘密。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日寇侵占苏州的第二天，就派出日军冲进潘宅搜查宝鼎，前后竟达七次之多。强盗挖地三尺均无所见，只得败兴而去，大克鼎与大盂鼎躲过了这场浩劫。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抗战胜利后，潘家的文物还是流散了许多。这些文物有的流落到国外，成为海外博物馆的陈列品，或者是拍卖行的拍品。

1951年，苏州潘达于女士致函政府，将家藏大盂鼎、大克鼎捐献给国家。至1957年，大盂鼎转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大克鼎目前存放在上海博物院，都是我国青铜器藏品中的至尊。之后，他陆续将潘家世代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献国家，其中包括元明清三代字画不下几百件，其中有沈石田、文衡山真迹卷轴等。至此，潘祖荫的藏品终于有个好的归宿。

通过以上的叙述，还原了一段潘祖荫的收藏逸事。同时我们也发现，潘祖荫收藏的大量青铜器和珍本古书，并不像古董商贩那样，用来投资的商业目的。而是出于一个文人对传统文化的痴狂，体现了个人的收藏旨趣。这对我们今天的浮燥的收藏家们，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反思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