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 他是一个慷慨的人，一个真正爱中国的人

此后高居翰多次来中国讲学、交流。在高士明眼中，高居翰是一个真正爱中国的人，“其实所有的汉学家都是真正爱中国的，他们进入这些学科的时候，这些学科还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不像今天很多学汉学的人可以在哈佛成为比较重视的教授，当年一定都是真的爱才会学。而高居翰这批人在美国的社会中把中国美术史变成了一门受尊重、受重视的学问，第一点是以前没有人做到过的。”

高居翰的确将中国美术史推介作为自身的责任，在受聘成为1978-1979年度哈佛大学的诺顿诗学讲座教授时他说：“我很荣幸主持诺顿讲座，他不只是我个人的荣耀，而是对中国画研究的称誉。这发生在近几十年内的成就，已使中国画研究成为艺术史的一部分，堪与西方绘画的研究竞相媲美。”

而高居翰的学术个性也让洪再新印象深刻，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凡使用过高居翰在伯克利艺术史系办公室的同仁，都不会忘记在他书架上那一册册待刊的讲稿和论文。任何人都可以翻看，随时可以提出批评意见。这种开放的心态，表明高居翰对时代和个人局限有清醒的认识。”

高士明提到了高居翰的慷慨，“去年他将自己的藏书捐给中国美术学院，其实这是他的第二次捐书了，在我读书，也就是90年代初的时候他就捐了一批书给美院理论系，其中有图书、画册、杂志，很重要的工具书，我从中受益匪浅。”高士明最后一次见到高居翰是在2004年的春天。高士明去温哥华做上海双年展的新闻发布会，顺道去拜访了当时在温哥华的高居翰，“他的思路还是非常敏捷、清晰，当时他已快80岁的高龄了，但开车的时候还飙车，让我印象特别深。”

看似勇往直前的高居翰，在去世前两天的博客里表达了对死亡的感受。“死亡困扰着我”，他写道：“我在这篇博文中想要表达的并不是对死亡本身的恐惧，令我恐惧的是无法继续像现在这样写博客，无法继续与亲友们联络，无法继续有创造性地工作，无法继续做视频讲座——这被我视为自己晚年的主要成果。”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