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建画画时自然没有这个意义指向。就像喜欢画画一样，他本能地喜欢美女，画出来只是为了自己高兴，没想给人看。他曾谈起，十二三岁时意识到两性差别，开始对女性感兴趣。后来有机会看到一些“内部书籍”、“内部电影”，那些女性形象、丰乳肥臀，进入了他的想象。越是禁忌的越追求，朱新建曾回忆到，那时候，一本《金瓶梅》能换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后来他画小脚女人、《金瓶梅》插图，就是因着这种趣味，自言想把“中国式的性感”表达出来。在他看来，叶浅予等画家画漫画、画铅笔速写的时候非常自由，但落在宣纸上，会小心翼翼，充满敬畏，而他年纪轻轻就在宣纸上肆无忌惮，自然受到批评。

画家靳卫红就在那年进入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中国画，朱新建在学生中小有名气。“学生对这种越是负面评价的人越感兴趣。”在学校，美术系排第一，代表的是“艺术性”，实用美术都要排到后面。但美术系的学生都撺掇把工艺美术系的老师朱新建调过来，他们看到他的艺术价值。在南艺进修的李津常常去看他画画，觉着“他的女人是江南的，温软妩媚，很有语言感，像江南话”。李津说他当时刚从拉萨支教回来，与南艺校园中旧式绵软的氛围格格不入。“是朱新建把我打垮了，把我刻意追求的力度、狂放、博大化解掉，我发现我骨子里也有另一面软的东西。”

靳卫红坦陈，那时朱新建的画算不上绝好，通过材料、造型等方式，对画的效果还有很多的设计，但难掩笔墨之中的真，性情的流露。“我作为女性画家画女性，是对自我的评价。他将女性作为对象，是对他者的评价。女性让他感到快活。有人说他消费女性，是不是一快活就成了消费？反正我看老朱的画还是很喜欢，他把心里的渴望表达了出来。”

笔墨

未及调至美术系，朱新建离开了学校，1988年，去法国。李津告诉我们：“那个年代，谁也绕不开西方的影响，朱老师不相信间接的东西，他必须得亲自去看看。”虽然也和巴黎美术学院、华裔画家丁雄泉等人有联系，但他在那里仍要自己解决生存问题，画海报，有时候参加展览，也接受批量订货。“都是色情画，西方人喜欢的东方色情，他们不看他的艺术价值。”歌德学院前院长阿克曼告诉我们。

郁俊乱翻朱新建的旧书时，看到过两张他在巴黎时期做的藏书票，麻胶版的底，很精致。但他带回的作品很少，跟朋友谈起那段时间，也多是他遇到的男人女人、看过的色情电影，而非创作。“出国后，随时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发现原来我们的西装做得不如他们地道，原来我们的自来水笔不如他们的自来水笔好使，因为我们是跟他们学的。但他们卖毛笔，毛笔却是从中国进口的，卖宣纸，宣纸是中国进口的，这些东西是中国原来就有。”朱新建在一次演讲中说。他发现了一些自己原有的、地道的东西——“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精神。”李津总结道。

“将毛笔作为一种核心价值。”靳卫红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毛笔不是这么用的，它不直接表达性情，而只是一种介质。”李津告诉我们，八九十年代，水墨界的主流是“主题创作”，例如常见的少数民族题材，重要的是主题内容的表现，而非笔墨本身。“新文人画”的概念实际上是对这个主流的反叛，“他们和现代主义、美术家协会的追求都不同”，回归笔性。“文人画是通过毛笔的运行轨迹，来直接传达心灵感受的东西。”朱新建开始这么理解文人画。他被誉为“新文人画”的代表，但在靳卫红看来，“新文人画”的概念后来被滥用，其中绝大部分画家和作品仍然在追求外在效果，是装饰性的。

朱新建1991年回国，住到了北京，苦练笔墨。“他向古人学习，长自己的功力。”靳卫红说。唐代以来的文人画家，石涛、徐渭、八大山人，及至近现代的齐白石、黄宾虹、关良，他大多临摹过，成百张地画。颜真卿等人的字也临了许多。他在北京居无定所，亚运村、方庄等几个地方辗转。阿克曼说，他那时还在歌德学院工作，住在圆明园附近的达园，院子宽敞，就招呼朱新建等几个画家去。他们都看到他的勤奋，不讲求什么特殊环境，随时随地画。很多年后靳卫红和他一起去外地参展，“他也用一个小帘子卷上纸笔随身带着。住在宾馆，晚上为了不打扰同屋的人，就在厕所里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