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曼当时对水墨很感兴趣，但一知半解。“我亲眼看了老朱画画的过程，就知道了水墨画是怎么一回事。”他往桌边一站，抓笔的感觉就是潇洒。放笔、运笔、收笔流畅自如，一气呵成。“水墨画与油画不同，画油画时感觉不好可以暂停，之后可以继续、修改，但水墨画只有一次，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高强度地画了五六年，朱新建的线条稳了，笔力也显现出来。郁俊说：“黄宾虹总结的用笔的‘平圆流重变’，他都做到了。”笔力之平，笔意之圆，行笔之流，线量之重，再加一重变化。他的用墨也在变，直到某一天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到处跟人说“我会用水了”，对墨的轻重浓淡有了控制。

朱新建真正用笔和墨将自己与传统勾连了起来。他的趣味、文气，带着古意，在李津看来，甚至是一些“腐朽”的气息。他的技术，达到了古人对水墨画的要求。他完整了自己的风格特质、精神修养。“这种修养与社会道德无关，它是画家对自我的把握。”阿克曼说。

活着

朱新建潜心笔墨的那几年，却也是李津认为他最被低估和冷落的日子。“他不靠主流，无论是水墨界的主流，还是当代艺术的主流。”水墨界的主题创作由美协主导，而在当代艺术界，“水墨不是一个角色”。

市场价值也没有显现。“那时艺术市场还没有起步，我们的画都是外国人在买。”靳卫红告诉我们，朱新建的画进入市场还要早一些，他的“美人图”出名后，就有一些港台藏家带着猎奇心来收藏。

李津记得朱新建跟他说过：艺术品就是这样，你饿的时候，拿它换一个馒头，不算便宜。你饱的时候，卖50万元一张，也不能算贵。“他认为画和钱不能绝对地对应。”他不讳言将绘画作为一种谋生工具，对上门买画的人来者不拒，几十上百张地赶画、还画债。

“他每年画的量太大了，其中百分之八十都应当烧掉。”阿克曼苛刻地说。阿克曼收他的画时会挑剔。“我说‘你这个不好’，他也不生气，笑呵呵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他心里清楚哪些画是真正好，有这个自信。

“他有时一晚上能画出40多张，产量惊人。”郁俊曾住到朱新建家中学画，他说，“我看不到他的极限，但能感觉到，也许就在我睡觉的时候。”郁俊觉得画画跟跑步一样，都有极限，有的人到了极限就不跑了，而朱新建是“极欲主义者”，每次都会超过那个极限。他常年黑白颠倒，夜里画画，“比其他人苍老得快，50多岁时就像70岁的老者”。

2008年，55岁的朱新建病倒了。“他在重症监护室待了8天，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瘦得不成样，朋友们去看了都受不了。就是这种情况，他居然活过来了。”靳卫红也觉得他生命力强，了不起。他康复后刚开口说话，指着通讯本上她的名字，告诉家人要找她，见面就说：“活一条命，是一条命。”很用力，气若游丝。

靳卫红想起从前，朋友的儿子闹离婚，知道他会说话，让他去劝和。他劝完，男方决意离婚。“他原本是对生活毫不强求的，很通达，绝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病了一场，强烈的求生愿望却本能地跑出来，“但对他来说，不能画画也不算是活着”。右手失去知觉，他从左手从头做起。“那是他最难的时间。有一次我去看他画画说‘你这画是拼了命画出来’，他听了，呜呜地哭起来，伤心得不得了。”他画的是最简单的小花瓶、小草，笔下完全没数，靳卫红一语道出他的凄凉。

“我们不自觉地当他是一个小孩，实际上他不是，他的思维很清楚。但他确实是另一个朱新建了，因为他作为朱新建的特征都没有了。右手已经不能画画。他那么爱说话的人，不能流畅地表达，千言万语都成了‘好’、‘不行’这种单字。他爱女人，但现在已经没有精力去爱了。”

到了2010年，朱新建的左手画流畅了起来，但在李津看来，那依然无法成为一种“左手优势”。“过去，他的画很有变化，是有知觉的、娇气的，这些特点都受制于左手。”好在有他的真诚，“毛笔虽软，但画出来硬，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李津告诉我们，他在朱新建的画里看到的是美好的力量：“有一类画家，画出来的尽是美好的东西，像我是顺着情绪走，情绪会表现在画里。但他是理念在先，把审美输入到自己的工夫里，输出的都是唯美的信息。从这个角度讲，他不像毕加索，更像马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