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个方面恰巧交叠在了这一段历史时期，注定这是一个波澜壮阔、天翻地覆、乾旋坤转的大变革时代。身处其中的中国画，危机与机遇并存，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再加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和政府给予美术发展所创造的自由、开放、包容、活跃的宽松和谐环境，足以让画家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追求自由的学术与精神，充分发挥创新思维与张扬艺术个性。可以说我们具备了充分的历史条件、政策环境，和承载着中华文明浑厚历史积淀又吸收着时代营养与世界各民族精华养分的中华文化沃土。这样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足以激发艺术家的无限潜能，这难道不是诞生世界性艺术“大师”，甚至“巨人”的历史条件和土壤吗？

自上个世纪初以来，在救亡图存，追求中华民族崛起强盛的历史征程里，黄宾虹、齐白石、吴昌硕、潘天寿、傅抱石、徐悲鸿等老一辈艺术家，已经在中国画现代转型中进行了不懈探索，做出了突出贡献，并被我们公认为中国画大师。我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起60年内，是中国画实现转型的最佳时期。做出这种时间段判断的原因之一，是考虑到真正具有深厚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有世界眼光的一批画家，应该是推动中国画在保持本民族特色前提下实现成功转型的最大希望。由此再向后推100年，回头看这60年，谁为实现中国画成功转型建构，为人类文化变革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谁就将是中国美术史，甚至世界美术史所冠以“中国画大师”、美术“巨人”称谓之人。我认为这也正是甄别、评判当代中国画艺术大家、大师价值与身份定位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对此，我们回头参看文艺复兴和日本的艺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过程中诞生的一大批艺术大师，自然会明白这个标准的道理所在，也会看清楚历史条件是否具备。

当然，我们也要理解和认识到，这样剧烈的大变革时代，加之是在西方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的“强势”文化艺术猛烈冲击之下，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注定要经历一段时期的混乱、无序，甚至迷茫。要取得中国画的转型成功，即使大的历史条件再完备，还需要我们有正确的认识、态度和方法。而在当下具体现实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存在着一些有悖于时代重任的问题。虽然全民族文化艺术创造活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激发，艺术形态多元、多样，百花齐放、空前发展、空前繁盛，可谓洪流滚滚，波涛汹涌，奔腾向前，但同时也伴随着俱下之泥沙。而如果泥沙泛滥形成了泥石流，则可能造成灾难。现在的中国美术界可谓黄钟声稀，瓦釜雷鸣。在名利的裹挟、诱惑和市场导向之下，极大地消解、弱化了画家作品的精神性与学术追求。所盛行的官本位艺术、礼品画市场、重商业和名利轻学术之风、过分包装炒作，“大家”、“大师”头衔满天飞的自以为是、欺世盗名，民族虚无主义及全盘西化倾向等，加之一批影响巨大、有大家之名、而无大家之实的画家，所产生的导向作用已经让中国大众及海外人士错误地理解、判断着中国画的优劣与发展水平。由此形成的整体浮躁、混乱，不正之风肆意妄为的百态乱象，正在混淆、埋没，甚至严重地侵蚀、消解着中国画转型建构发展的辉煌成就，也在浪费着历史机遇。这一切如同健康机体上的毒瘤，大有扼杀中国美术前途的危险。如果我们不采取一定措施，将真正靠作品说话，代表了当代中国画发展真实成就水平的艺术大家所产生的正能量加以集聚、提升、倡导，得到张扬，发挥主导作用，那么乱象极有毁掉成果之势。我们相信，在历史长河中，这种乱象不过是特殊时期的一朵短暂浊浪，终将阻挡不了中国美术史的浩浩向前。由此新的紧迫工作也摆在了眼前，就是要改善现实条件，呼应历史条件。这也正是促发我们开展中国画“强元”课题研究和中国画“强元”建设工程的起因所在。

社会各界应该认清这样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当前形势，提高判断力，不要被美术场域中的乱象误导迷失；艺术家应该积极呼应历史的召唤，自觉、自信，以对艺术的敬畏、虔诚，以思想、感情、才华和使命、责任，开创新的美术历史，为人类贡献永恒的精神财富；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警醒于现实的严峻性与时间的紧迫性，搞好体制机制建设，创造更适宜的环境，扬正气、倡大道，使艺术真正沿着健康发展的自身规律行进，开创大家林立，英才辈出，繁荣灿烂的发展局面，引导中国美术完成这个伟大时代的重大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