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把透视影像(下)作简单电脑处理，消灭所有字印，再把光洞变成黑点(上)，清楚看到二纸间洞形和位置全不对应。

　　拍品本纸上的反常现象除印章之外还包括纸上大量的圆形小洞，图⑨透视影像显示旁配翁题一纸圆洞更多，总数过百，翁题于1790年而许汉卿重装于1953年，所以二纸上这些破洞产生于此期间，年代不算久远，产生原因不详，在近两百年的作品中鲜见。一般书画纸张破洞岀于虫蛀，但虫蛀由外入内，穿越多纸，连接两页的洞形和位置必有若干对应关联，翁题一纸许汉卿称“副页”，李佐贤称“后另页”，所以与苏帖可以是一开两页或同册中的连接二开，图⑨把透视影像作简单电脑处理，消灭所有字印，再把光洞变成黑点，清楚看到二纸间洞形和位置全不对应，蛀虫岂能只蚀穿苏帖三层旧纸而无一洞穿到对页或后页的翁题呢？同纸内每洞孤立，蛀虫又如何爬到纸中过百不相连之处？林霄君对这些破洞作了非常奇妙的解释，称南方虫蛀横向的长洞，北方虫钻圆洞，但未说明“北虫”“南虫”是什么虫，每洞孤立如何行动蔓延繁殖？蛀蚀如何能分辨上下左右或长形圆形？这些神化之说作者没提供科学根据，读者可不必理会。常人凭直觉作简单推测，这些破洞可以理解是作伪者把纸张做旧惑人的手法，例如喷一些酸液把纸张腐蚀，或喷糖水招引虫蚁咬食，小水点在空中自成球形，落到纸上自然近圆形，而且大小相约，如旧日熨衣服用喷水器，水点落到衣上也有同样特征。

　　何谓科学辨证？

　　近代书画鉴定专家中最广为人所钦服者莫过于张珩(1914-1963)，他在《怎样鉴定书画》一文中首段就开宗明义地强调“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打下比较有据的材料基础”。全文中心是要先明白各种风格规律，然后按规律而定真伪。这固然是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不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主旨就是从复杂的现象中找岀简单的规律，然后这些规律就可以应用来分析理解其他现象，凡见不符合规律的情况都须质疑，这是研究科学必须具备的态度和精神。但还有其他较为专门的重要科学原则是常为人误解的，例如一般人听见“科学分析”会以为必是黑白分明的程序，其实科学判断的基础是数学或然率，亦即估计可能性，证据的强弱按可能性高低而定，在许多情况下规律也是模糊约略的，有时因资料有限而不能确定规律，有时规律本身就不是绝对性的。例如人每天睡觉是常规，但亦有时会违例不眠，所谓常规只是指“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医生诊病是一个最普通的实例，所谓病征就是不符合正常健康规律，每一病征可以由不同病源引起，诊断要综合所有病征作最大可能性的估计，并不保证正确，往往在初步诊断后试用一些药物或加做一些化验，视乎结果而修改原来的诊断，背后原理就是资料愈多估计就愈准确，在任何阶段，最大可能性的诊断就是最简单的解释。换言之，病人若有十个病征，若能以一个病源解释，就是最简单的诊断，也是最可能的毛病了。若作多个病源解释，即病人要同时患上几个病，可能性当然必低于只患一病。法庭判案也是基于这原则，被告人的行动若有一两项不符合平日习惯，不足为奇，但如有十项异常行动与罪行吻合，就是极强的证据了，任何习惯可以偶然破例，但同时破例十项就难像是出于偶然了，辨析书画真伪的基本原理亦不外如是。

　　在前文所列五项疑点中，三项属于违反常规一类：

　　1.行书落笔有快慢轻重，墨色变化随而有自然规律，宋元旧作墨色褪落尤为易见，拍品上翁方纲及许汉卿题字也甚易见，《功甫帖》九字反而难察是反常现象；2.藏家钤印的常规是求平正不歪，“图耤”两半印同歪7°而无重叠是极端反常；

　　3.旧纸上虫蛀破洞有惯见的规律特征，原为对开或前后页的二纸上洞形位置全不对应是不正常的，逾百小圆洞大小相约也是罕见的。

　　在墨、印、纸三方面反常的情况下，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一件赝品了。以此作为初步判断，再看其他证据也完全符合。作伪者一般都懂得由旧卷册中割出空纸，“图耤”歪印可能为旧纸上原有，左缘半印无明确记录，但有割移迹象，“义”字“羊”头印有翁方纲记录，因而加大，不能重合为“义阳世家”印，纸张透光度足够作摹写用，墨色平板是缓笔摹写的特征，安、翁、李三家著录有别，可能所见三本不同，《安素轩石刻》及《景苏园帖》拓本外也有珂罗版印刷品，所用母本也不知是否同源，任何一本都可用作底本作伪。以上众多疑点严重程度不一，墨色问题最大，也许每项可另作辩解，但可能性之低有如把十项病征分作十种解释，要或然率低至多少才定为伪，当可人各有见，科学诊断以最大可能性解释为结论。

　　科学辨证并不局限于纸墨印各方面的数量化比较，任何客观事实都须考虑对整体解释可有矛盾、对估计真伪可能性可有影响。考证文物，对史籍资料尤须仔细，拍品真伪问题可由此彻底解决。

　　双钩填廓

　　《功甫帖》的一个争论焦点是拍品九字是否以“双钩填廓”手法作伪，这其实是不重要的，因为作品的真伪与作伪的手法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后者一般都没有足够证据，只能猜测，前者衡量真伪两种可能性高低，较为容易，犹如医生诊病，一般只是判断所患何疾，详细得病过程甚难确定，属次要问题。正方以为在透视影像中不见钩边痕迹即可否定为“双钩填廓”手法所制，这是广泛的误解，“双钩填廓”与墨色是否呈现钩边并无必然关系，因为钩与填可分二纸进行，若先“双钩”轮廓一纸为底，再盖上另一纸透光“填廓”书写，就不会有钩边痕迹了。误解源于一段误传为谢稚柳公的文字：“先钩后填，古代时是用涂烫好黄蜡的薄而透明的纸(涂蜡使纸变得透明)蒙在原迹上，再以淡墨用细线钩出书法或绘画的轮廓，完成后取下蒙纸，将适当的墨色或颜色填进轮廓中去。这种方法，由于是先钩好轮廓再填的，所以被称为双钩廓填(又叫响榻)。”文见周克文“执笔”《中国书画鉴定》一书，谢公列为“主编”，据郑重《谢稚柳》书后列其著作，此书不在内，而且初版刊行于1998年，已在谢公身后一年，却一再广播为其所言，以作钩填同纸的根据，但试想有多少人会用“薄而透明”的蜡纸作日常书写呢？用作伪摹岂不见纸即识破？笨人作伪也该想到在蜡纸上另蒙一纸摹写。文字既出于周克文之手，即使按谢公意录，可能误解或误植了一标点，若改为“完成后取下，蒙纸将适当的墨色或颜色填进轮廓中去”，就没有矛盾了，不论与否，钩填分二纸是任何人都该想到的简单法门，不言亦该明白，此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

　⑩元代陆继善以“双钩填廓”重摹的唐摹本《兰亭序》中的四字

　　要充分了解“双钩填廓”手法，莫如参考元代陆继善以此法重摹的唐摹本《兰亭序》，陆氏自识云：“因念尝侍先师筠庵姚(式)先生、文敏赵(孟頫)公，闻双钩填廓之法，遂从兄假而效之”，图⑩四字取自《云间书派特展图目》，墨色枯润浓淡相当易辨。

　　何以印刷品中“双钩填廓”墨色变化会比《功甫帖》高清且摄影像或实物更清晰呢？这就是摹者书法功力的分别了。摹写在书法家间是一科专门技巧，唐摹《兰亭序》者皆为大书法家，行笔有快慢节奏，墨色自然就有浓淡枯润变化，元代重摹也极力传神，是石刻拓本无法表现的，所以摹本才被视为“真迹下一等”。作伪者可用钩本、拓本或印刷品摹写，但书法水平低就只能保持笔画形状位置，不能忠实表现墨色变化了。所用底本何物后人难以识别，但仍可由墨彩传神辨伪，陈方题《陆摹》对高低手之别作了清楚解释：“钩填摹搨之法盛宋时，惟米(芾)南宫、薛(道祖)绍彭能之，盖深得笔意者然后可以造此，否则用墨不精，如小儿学描朱耳。继之亲承姚先生，先生与赵文敏皆知书法，故今摹搨禇河南《修禊帖》笔意俱到，非深得其法者未易至此”，“小儿学描朱”就是逐笔缓写，无“笔意”就是行笔无快慢节奏，墨色自必呆板，“用墨不精”就是指缺乏变化，米、薛、赵等大家用钩本定位，再模仿原作行笔动态，“笔意”经过墨色变化传达，与庸手伪摹不可同日而语。在《功甫帖》的争论中，误传“双钩填廓”一词定指在同纸上钩线涂墨，若真如此，宋元大家米赵又岂会研习？与“小儿学描朱”分别何在？思考稍用逻辑即明。

　　流传链接与逻辑辨证

　　流传有绪是《功甫帖》引人入胜之处，表面证据是乾隆年间为安岐收藏著录，后为江德量所获，1790年得翁方纲题，再传至鲍潄芳(1763－1807)，镌入《安素轩石刻》，至1871年为李佐贤著录。一件作品在百多年间得四大名家认可，当然不能轻视，四人之前还相传为项子京、梁清标所藏。

　　考证流传历史也得遵循科学原理：真迹只一件，一手交一手，顺时序由作者传到后代藏家，首尾相连有如锁链一环扣一环，称为监管链，若有一环不扣，链就断了，在数理科学上属于“一维空间系统”。追溯古物流传如过海关入国境，单线人龙排队检查签证，若一个人通不过，后面的人都过不了关，要将挡关人带开另行处理，后面人才能前进。书画作品流传千年，大多数收藏环节无记录，无史实可查对，信心就打折扣，所以有记录的环节愈多信心愈高，市场价值因而随名家藏印与著录涨升，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若有一环记录查出不对就断链，足够证明作品为伪，其他各环不用再考，真迹的流传链接不会有一伪环。这原理可由《功甫帖》的安、翁、鲍、李四环明白。册页真伪混杂是常事，李册四帖也不知何时何时集成，册中他帖或副页真伪不必理会，有如入境携带行李，行李不过人仍可过，只要拍品本幅与李记无大矛盾，即可让过第一关。第二关是考查鲍李间的链扣。

　　鲍潄芳随父鲍志道(1743-1801)在扬州经营盐业发迹至“称江南首富”，极富收藏，于1799年延聘扬州篆刻家党锡龄(字梦涛)制《安素轩石刻》，卒后长子冶亭及次子约亭先后继承，至1829年完成。约亭之孙瑞安于光绪壬辰年(1892)撰《煮石斋稿·安素轩读画集》，自序云祖传藏品仅“稍稍散失”，而约亭与子还“别有庋藏”，惟“至咸丰中经乱，乃尽毁于贼，……，家藏及戚里中所见名迹，今皆无有”。“咸丰中乱”即指1856年太平天国农民军克扬州，鲍家既“上交天子”，自然成为泄愤对象，致家藏尽毁。李佐贤生于1807年，自序云笔录始于“年五十”(1856)正是鲍藏毁于扬州之年，此时他“就养都门，优悠暇日”，即在京城侍亲，“昔年所见尚能记忆者十中一二”，所以五十岁前所见有录亦仅凭记忆，《功甫帖》有尺寸，当为后来笔录，漏网之鱼的未毁的鲍家藏品不多，即鲍李二环相扣机会低。拍品符合李记，其为《安刻》母本的可能性亦微，一加比对就完全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