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来大部分争论是不必要的，从科学证据分析作逻辑推理，判定真伪不用细比安、江、翁印，苏轼笔法也不必研究。细微印文差异与主观书法意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难以说服他人，因而争论不休，本文对此全不接触。客观逻辑辨证只须两项一目了然的论据：由《安刻》比对“甫”字八笔知拍品并非母本，由翁氏手稿八印不对知拍品非其所录。鲍翁二关一闭，拍品无法与安岐挂钩，纸上安、江、翁三印不见亦知为伪，足够定伪。前述纸、墨、印检测是另一证伪路线，殊途同归，结论一致，也澄清了此前双方争论中一些失误，可免重蹈覆辙。

　　安、翁、鲍三本事实上的确有可能并非同本，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录戊辰年(1808)一诗，题为《有得旧石刻坡公别功甫九字于画竹上者，题此正之》，后注“郭功父自端州请老归，在元祐己巳(1089)，东坡为写竹石事在元丰甲子(1084)，或有误读《东都事略》而附会者”。1808年时《安刻》尚在进行前期，既已有旧石刻将九字附会刻于画上，文字或在项梁前已流传颇广，致有不止一种伪本传世，甚至可从流传法帖集字而成。翁稿本所录项梁五印不见于《墨缘》及《安刻》，右下角梁印位置在《安刻》中为安岐印所占，左下角有“极大之印，只露右上一角，似‘义’字”，不合收藏家正常选位习惯，是裁割迹象，但在未有他本墨迹出现前，这些问题只能存疑，无可查考。

　　《功甫帖》的始源来历是颇难考证的一个疑团，有关史籍资料甚少。清初重编的《施注苏诗》卷二十一载“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一事，总目注此卷所辑为“元丰甲子量移汝州，起四月以后离黄州(黄岗)至金陵(南京)道中作”，同期查慎行编撰《苏诗补注》巻二十三亦录其事，目录注此卷“诗四十四首，起元丰七年甲子四月离黄州，五月至筠，七月过金陵作”，又附李端叔《姑溪集》一诗，原题《次韵东坡所画郭功甫家壁竹木怪石韵》，翁方纲仅称所见旧石刻为“画竹”，不言木石，不似是同图，由大幅壁画摹制作石刻亦甚难想象，但二人无疑在1084年曾经相聚。郭家在当涂(县)姑孰(镇)，邻近南京，是黄州至金陵必经之地，九字无上文下理，不似信札，但作为临别时奉赠诗文书画上题识文字则颇恰当。按虞云国、方骥鸿二君分别考证，“奉议郎”(八品)官名于宋初改称“奉直郎”，至元丰三年(1080)始复用，《功甫帖》不可能书于其前，元祐间(1086-1093)郭官阶七品，从而推测《功甫帖》书于1080-1086年间，但也不一定在1084年，《东坡先生年谱》载元丰三年(1080)“先生年四十五，责黄州，自京师道出陈州”，南下途中抑或过金陵相见，真相虽无法确定，此帖狭纸条形，四半旧印不全，位置不寻常，来自裁割题识是最简单合理的解释，文意时地也合。虽然翁氏以为旧石刻上九字为附会，只属臆测，抑或为失传画卷真貌，石画一般不见著录，此帖在乾隆前数百年全无踪影也可理解。

　　中西之分、张徐之别

　　西方油画伪作问题严重不下于中国书画，可能由于市场早已上扬，名家作品来历和流传记录考查严格，力求链接年代全无间缺，可靠作品都已各有专家致力研究，个别编辑全集，每件入录作品都经严格审评。此外，先进国家设有刑事部门专责调查艺术品盗窃、作伪和买卖，法国法例最严厉，即使私人藏品中发现伪作，若为第三者举报，裁定后可充公毁灭，对待有如伪钞票或盗版货品。所以艺术文物辨伪是正规应用科学，近代技术发展已相当成熟，不少大学和博物馆设有研究所进行系统化运作，采用各种光谱技术分析油彩化学成分，也用红外光、紫外光、X-光、电子显微镜等专业器材摄取影像，作电脑分析处理。不同时代所用材料都有档案，画家生平所用油彩由过百件可靠作品建立数据库，伪作往往因化学成分不对而被揭露。德国作伪大师 Wolfgang Beltracchi(1951-)是公认当代作伪第一高手，用料极当心，偶一不慎，一件伪作误用了成分不明的白色油彩，拍卖后买方提交化验，发现内含化学材料为画家生前所无，追究揭发，至2010年被捕入狱，但数十年间已骗倒了不少大博物馆与拍卖行，作品屡被选作图录封面，为名流富豪争购。

　　西方油画的辨伪技术当然并不全合用于中国书画，但重视客观科学的态度是值得学习的，研究人才都兼有艺术与科学双方面训练，上文讨论的检测分析技巧与逻辑推理只须普通常识，例如纸张厚度与透光度不能混为一谈，大小不同的印文不能拼凑为一，南虫北虫之类神化解释更不会随便发表而不注明科学根据，这种误失在西方研究所是绝不会发生的，安、翁、李著录不一致，鲍氏家藏尽毁，这类流传历史蹊跷也不会不详考研究，拍卖行则只能提供有关资料作参考，不可能如研究所作深入考查分析。英国广播电台(BBC)在2011-2014年间播放一套鉴定专题片集《Fake or Fortune》，共十一集，每集对同一画家的一两件作品作出真伪研究，深入调查费时数月，客观态度一丝不苟，即使不谙科技的观众也认识到西方辨伪是正规科学工作，以真凭实据为基础，不容渲染夸张歪曲，有不少研究所分布多国，艺术知识和科技能力都有相当水平。

　　中国书画鉴定仍滞留在凭个人“眼光”作判断的局面，所以在《功甫帖》的争论中有人提问发言权谁属？有人叹息前代权威专家已一一辞世，无法定案，有人相信张、徐二公所言已足够，无须翻案，这些言论暴露了真正弱点是没有掌握到张公“科学方法”和“比较有据”的鉴定要义。销售商品讲究品牌名誉形象，但发表科学研究不需拥有专家招牌，只需有论真凭实据作比较，例如墨色变化是否像出于大家之手的行书，有大量古近代作品可作比较，收藏印有多少打歪7°，“甫”字七笔是否可能为《安刻》母本，是很容易的比较。作品与翁方纲手稿比较八印纪录不对，详细印文形体就不用比较亦知为伪，但比较后也就体会到晚清伪印的逼真程度，可能已用上了摄影铸板技术。

　　中国人富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对先贤前辈所述敬畏有加，往往因不愿质疑而致成为盲从，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对“双钩填廓”的解释，把周克文所书文字归在谢公名下，文中未言明钩摹可分二纸就不考虑这可能性了，但坊间字帖制作经过多重手续，始于双钩原作，买帖学书者填廓摹写，用纸不一，人所皆知，何须理会谢公是否曾经有言？另一例是对张徐二公赞语奉如圣旨，不查究即广为引用，所见何物及意见基础也不详。《天际乌云帖》徐公定为“后代临摹本……手段拙劣，笔笔僵死”，此册为翁方纲所宝，因得之而自号苏斋，书斋亦取名宝苏室，徐公评其“不能从形体目鉴”，不识“慧、惠”“二字文义不能通”，但《康熙字典》释慧字：“又通作惠。《列子·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前汉·昌邑王传》清狂不惠。《陆机·吊魏武文》知惠不能去其恶。并与慧同。”想翁氏为一代大家，精通书法古文篆刻，成就在徐公之上，虽亦会失眼，是否会不识“拙劣”书法至视为至宝呢？徐公贬翁自许，提出唯一实据亦误，《天际乌云帖》可否因其自信眼光卓越而一言定伪呢？即使为伪，图⑥所选三字也可见墨色变化，为拍品所欠，即使徐公所见《功甫帖》为同物，能否因其一言而定真呢？加上大量有真凭实据的毛病，能作何解释呢？其实《功甫帖》争议中的重要误失完全为张公说中：“我看到多少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鉴定工作上发生错误时，必定是脱离了、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把大小不配的残印强凑为“义阳世家”印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一例，忽略鲍氏家藏尽毁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一例。张公自承亦有犯同病，这是资深科学家的度量，令人景仰。廿七岁时(1940年)所见是否拍品根本无须争论，日记中随意一言，难道下半生不能改观？据郑重《谢稚柳》记述，谢公七十九岁时(1988年)相信董源有五件真迹存世，八十三岁后自言有新看法，可见广受尊崇的大师绝不会固步自封，把张公日记断章取义用作论据，又“违反辩证唯物主义”一例。“唯物主义”就是只看真凭实据，按“科学方法”作分析比较，张公本人会采纳为据吗？启功誉其“不为古书画大名头所震慑，坚持冷静地、客观地分析研究”，这才是后人该尊敬学习的态度。

　　结语：艺术不离真科学

　　不论中外，公开批评私人藏品的事一般不会发生，除了侵犯隐私外还会打击个人财产名誉，所以拍卖行对买卖双方身份一般都保密。《功甫帖》在拍卖后当天媒体即已大事宣扬国宝回流盛事，将在美术馆公开展出，在这情况下作品的疑点曝光，负面评论自必也受同等关注，原因正如采访员报道解释，“在美术馆里起到美术教育普及的功能，作品是真是伪，关乎大事，欺世之作若登堂惑人耳目，贻笑后人”，“如若伪品能披着真品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入境并享受到相关政策，将为日后的文物回流工作埋下无穷后患”，上博专家“公开研究结论，以正视听”，自是为民服务工作上应有的责任，物主刘益谦君态度开明，一再表示“我最想听到看到的是专家学者对《功甫帖》真正的学术性评判，……我作为一名民间收藏家和两家大型私立美术馆创办人的认识水平和公益热情，大家可以随便评判……”，“水平有高低、眼界有高下、功力有深浅，只要是心平气和的表达，就不会引起误读与误解”。馆中陈列双方不同观点的资料，也的确实现了创馆作“艺术品研究、……艺术培训”的理想，虽然耗资八百多万美元，不管结论如何，舆论意见是“《功甫帖》真伪之辩让上海的龙美术馆高调进入公众视野”，“如果拿钱做广告，也超过此价，同时此帖更带动了刘先生的知名度，在文物界创造了一个奇迹。”从半年来媒体史无前例地报道，可见对文化知识的推广和水准的提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期内虽有不少意气争执，公私营美术馆目标相同，三十年后回首，相信会发觉这是一个前进的转折点，对文化的贡献是不能以金钱量度的。张公言：“既想知真，必须知假”，拍品永存，不但是后人学习的重要样本，也是富有纪念意义的里程碑。

　　笔者身居海外数十年，去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拍卖预展时见到《功甫帖》，当时直觉墨色奇怪，不明所以，图②叶恭绰行书诗轴为同场拍品，墨彩远胜，极为明显。后悉《功甫帖》为《安刻》作品之一，更增疑惑，因为去年初考查柯九思名作《上京宫词》，知此卷亦为《安刻》作品，母本相信已随其他鲍氏家藏毁没，所藏《功甫帖》存世希望颇微，一考虑科学原理就明白墨色毛病，符合摹写特征。今年1月又见朱绍良君文中将四半残印凑合成两对，甚为不解，“义阳世家”印看拍卖图目封面已足察左右大小不配，无须比对，“图耤”两半印同歪两次的或然率微乎其微，2月收到朋友转递来北京招待会发布高清图片，墨色毛病更明，蛀洞甚不合理，歪印竟有割植痕迹，客观证据至此已足证为伪。3月底再悉翁氏著录藏印八方不对，即江翁二印必伪无疑，单此亦足证伪。不期4月收到《艺术新闻》3月号，转载林霄君在网上自行发布文章，主编在布告栏大字标题宣布拍品“为苏轼真迹”，“绝对不是双钩填廓，有了科学证据”。其实在网上流传的“假科学”多不胜数，由新方治癌至推翻量子力学，无奇不有，任何真科学家都经常收到同类“垃圾邮件”，见怪不怪，从不理会，报章杂志的记者编辑也不会上当，即若有意报道必先调查发讯人资历，再向附近大学或研究所请教对证，否则以讹传讹是必然的。笔者大半生从事科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纸张透光原理是大学物理初级教材，数码图像的处理技巧是研究小组内学生常用的，纸张吸墨原理有几个学生的论文都涉及，成果在美欧亚洲都曾多次应邀演讲，近年退休后才有暇吸收些艺文知识，凑巧去年因考查《陆继善重摹唐本兰亭序》而认识到“双钩填廓”一词，林君的透视图像是伪摹实据，竟颠倒用来证真，可见文物考证不能脱离科学。一时有感，将数月来所见有关《功甫帖》资料集合整理，草稿自存，无意卷入漩涡，近日因见故宫研究员杨丹霞君发表意见才改变了初衷。

　　杨君言：“凡是见过苏轼真迹的人、对宋代书法有研究的人、练过几年毛笔字的人，只要他眼睛没毛病，平心静气、不带私心杂念来看这件《功甫帖》，其结论与我没什么不同。……这类假货不是可以靠嘴硬、人多、嗓门大、不停地说，打群架式的所谓‘学术研究’，或者打着所谓‘科学’旗号的仪器检测就能指鹿为马、让人信服的。”其实笔者对宋代书法从未研究，也未见过苏轼真迹，只对科学检测和背后理论熟识，结论与杨君无异。杨言“打着所谓‘科学’旗号”，显然怀疑内有乾坤，却又无力破解，令人深感中西鉴定科学水平之别。大学生写艺术论文各抒己见，东抄西袭也不会得零分，物理习题若学生把厚度与透光度混淆必定得零分，因为连基本定义也不懂，答题起步就错，岂能得分？基本科学有如各人饮水同源，即使冷暖感觉不同，有温度计显示水源读数，视乎精准情度，活动空间有限，“指鹿为马”是绝不可能的。但若一学生不知温度为何物，手感一锅热水烫手甚于一滴热水，不读书就会以为由体积大小可推测温度了，说服其他无知学生也不难，互传互证，信心十足，考试就全部零分了，这类情况常有，但批卷人是理科老师，不是文科老师。

　　杨君言中“见过苏轼真迹的人、对宋代书法有研究的人、练过几年毛笔字的人”，就是把个人经验作了量度比较标准，正是问题的核心，每人经验、知识、能力不同，当然不会有共同比对标准。大部分写过毛笔字的人摹帖见惯自己的墨色与拍品相若，买本《宋代书法》看看也算研究过，逛逛博物馆也算见过苏书真迹，闻徐公称此帖“极为神采”，“真迹无疑”，业内商家响应者众，在这情况下，无深入知识的群众受影响是当然的，绝大多数人并无“私心杂念”，关注出于对文化的兴趣和求知欲，只是水平远在上博故宫专家之下。专家明知“所谓科学……指鹿为马”而束手无策，暴露了一个系统危机：若“假科学”可用来颠倒黑白，“贻笑后人”是小事，标准全失，假货与国宝也不能辨，文化何存？这才是大问题。“假科学”经媒体的“播音筒”转播，愈传愈响亮，扰攘半年，信以为真者不少，不信者对真科学也失信心。

　　要在互联网上杜绝“假科学”是不可能的，但要避免同样事件闹大并不难，正规媒体与艺文机构必须设立防线，与附近科学研究所或大学部门建立协商咨询关系，有疑问几个电话电邮就可澄清了。不懂书画的真科学家看到“南虫北虫”之说都会亮红灯，由纸厚估计透光度是任何物理教授一见即知谬误，即使不谙文章内容也可一查作者资历，只要有英文姓名和曾经附属机构，由 Google Scholar 网页就能查出可有著作在正规期刊发表过，也可看出是研究主脑教授还是助手学生，无所遁形。笔者对网上“假科学”素不理会，因为有志学生必争取在正规学术期刊扬名，毕业有成后又岂会降格在网上发表研究？有些名望的真科学家都不屑一顾。艺术文化评论，由古代书画到现代电影音乐，人各有见，读者有兴趣就可发表广播了，科学是必须验真的。媒体能明此理，不为作“播音筒”，“假科学”就其怪自败，不能荼毒文化了。

　　除了对外防范“假科学”侵入，艺文机构也当对内巩固真科学，应用科学知识和技术把各种资料作系统化整理，建立公共的检测比对标准，有如科学家建造一套测量仪器，这就是半世纪前张公指示的路向：“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打下比较有据的材料基础”，与今日西方鉴定文物的路线不谋而合，此所谓高瞻远瞩，令人叹服。

　　“假科学”以鱼目混珠，真科学辨鱼目以保珍珠，张公真言：“科学的真理，真是‘不可须臾离也’的”，谨此以志。

　　说明

　　笔者与纽约苏富比公司及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人员均认识，于6月18日直接传达全文，征求双方意见，希望若有异议可私下讨论解决，并请苏富比方面转递刘益谦君。另又邀请张子宁君任“和平观察人”，可对所有电邮通讯见证。6月24日纽约苏富比书画部回应维持前已发表的立场，到目前为止未再对任何正反言论置评，不能代为转达刘君，对本文发表方式无意见，将来有需要可再发言或交流。上博书画部凌君回应认为论述清晰、有理，并无异议。张子宁君对文章提供了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笔者不认识刘君，未能事先直接沟通，谨此致歉。任何行业有竞争才有进步，独力创立美术馆，自由发展，不受掣肘，能人所不能，前途无限。例如张公《木雁斋笔记》五十年来未有人好好整理排版加插图片刊行，故宫绘画馆创办人如此巨著，只在旧书网卖影印手稿缩本，这种工作的教育意义非任何一件藏品可比，事成功德无量，人人感谢，《功甫帖》真伪何足介怀？

　　(作者系美国麻州大学安城分校物理学学者。其父王南屏与张葱玉、谢稚柳交往颇多，曾收藏苏轼《题王诜诗词帖》、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等。本文注释未收录。)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