⑪ “甫”字，左出自苏富比拍品，中出自《安刻》，右出自《景苏园帖》

　　图11“甫”字，左为拍品，中为《安刻》，右为许汉卿题识所言“杨惺吾(守敬，1839-1915)先生刻本”，即《景苏园帖》，初成于1892年。此字四横三直一点，拍品与《安刻》无一笔对：图左拍品首横落笔角度不同拓本，略呈上翘，次横粗而封角，第三横上斜和收笔角度不同，第四横左首穿出，收笔见锋，左竖落笔细，右竖外侧弧度强，横钩角度有别，中央悬针起首不似，末点全不见曲。此字每笔形状简单，拍品八笔无一与《安刻》合乎正常刻拓误差，不可能为鲍藏母本，所以这关通不过，链也断了。作为摹本，拍品误差之大也不能识别所用拓本为何，两拓本间差别少于与拍品差别，非常明显，由此也可了解刻拓的精准程度。

　　若要挽救拍品，必须绕道过鲍氏一关，这只有一种可能情况：假定鲍藏本为伪，并非翁氏所见的江德量藏本，即可移开挡关人，把链缩短一节，只剩安、翁、李三环，直通到翁氏一关检查。江鲍不同本的可能性不高，但仍是有的。江氏卒于1793年而鲍氏刻帖始于1799年，时间吻合，二人间有不少共识，包括重臣如刘墉、曹文埴、王文治等，都曾为鲍家作书，但翁方纲则未见有，可能因为邓石如为鲍家“长年食客”，翁邓因帖学与碑学分野而对立。翁江交情甚笃，江氏藏品常见翁氏钤印题识，若卒后一批藏品由京城流到扬州，中间经过他手，难保不发生偷龙转凤之事，例如柯九思《上京宫词》，世存二本，其一有刘、翁、王等六名人题，鲍氏《安刻》有另一本，书法明显最佳，印章亦异，相信在咸丰间已毁，存世二本毛病甚多，殆不可信，鲍氏本亦有相当疑点，由此可见乾嘉年间做伪猖獗，不能因江鲍同期而假定所藏为同物，必须仔细查考史籍。上博钟凌二君指出翁氏原手稿本《复初斋文集》对《功甫帖》记录最详尽，与拍品有两大分别：其一是左缘半印“只露前半，二字，上如“广”字左右对易，所露极眇，竟不可知是何字”，图⑧二半印合并可见上为“图”字，上方不可能有一点，翁氏为金石大家，当不会刻意记录形状而误加一点，常人见此半印也不会有此糊涂。前文已指出此印打歪7°极不合常规，残破而有割移迹象，翁氏全不言及歪破，字形不对，单此已足够封关。其次，手稿本在描述四半印后录其他藏印：“余则‘张镠’二字白文印、‘安仪周家珍藏’六字红文长方印、‘梁清标印’四字白文方印、‘蕉林秘玩’四字红文方印、‘子京’二字红文葫芦印、‘项叔子’三字白文方印、‘槜李项氏士家宝玩’八字红文长印。”按常规，文字记录右前左后，由上而下，收藏家钤印选位反方向，即项氏首钤三印在后左方空位，其次梁氏二印在前右下角，张氏在右缘钤印其上，礼貌留空距离，最后安印填入空当，完全符合时序与选位习惯，若项梁五印在别纸或裱边则全不合常规，翁氏亦当言明，尤其项子京首钤，不会空纸一张而不选习惯的最当眼处，所以拍品本幅缺项梁五印无疑。此外，拍品安印在右而张在左，李佐贤按常规顺序录安先张后，翁录张先安后，即知次序不对。所以翁本八印与拍品无一符合：半印不见字形，项梁五印全缺，张安二印易序，足够肯定并非同物。纸上“江德量鉴藏印”及“宝苏室”二印无用比对，即使丝毫不差亦必伪无疑，副纸翁书不需考，即使为真亦无补于事。

　　由于真迹流传必须链接，拍品过不了翁本一关就断链无救，其上江、翁二伪印无可辩解，即使翁本为伪亦无路上接安歧，所以纸上“安仪周家珍藏”印亦必伪无疑，不需比对。前述墨色、残印、蛀洞等多种毛病已足定伪，流传链接翁鲍二环皆断再证一次，岂还能有起死回生之望？即使安、翁、鲍所录为三本不同伪作亦对结论无妨，因为拍品链接最多只能上溯至李本而止，证明为伪后其他链段环节的真伪扣锁情况已全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