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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3月出版的《艺术通报》刊载了佐藤道信（Mini  Hall Yiengpruksawa）教授的大作《2001年日本艺术史：研究现状与关键问题》。文章考察了日本艺术研究的现实情况，指出“直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资深学者一方面囿于不合时宜的19世纪关于风格与审美价值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将艺术看作是民族或精神的表现。”[1]很显然，身处21世纪之初，这类将艺术和民族相联系的做法都会受到后现代艺术史家的唾弃。因此，佐藤道信教授号召重新审视日本艺术史的概念体系作为对该国艺术史全面反思的一个方面，便显得意味深长。这种重新审视的过程与人文学科整体的“解构”性质相关联，已经涉及到后现代世界东亚艺术研究的性质及其地位等根本问题。

 

 

 

    在美国，对艺术史的反思是从《艺术杂志》1982年冬季号正式开始的。该期的主题是《学科的危机》。在编者的话中，亨利•泽内尔（Henri Zerner）提出了现代艺术史值得关心的两个问题。其一是“需要反思艺术史的对象……（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关于艺术的特定界定已经越来越不敷使用……所言者，不仅是那些新兴的研究领域，如早期人类手工制品、前哥伦布时期艺术或者其它‘异国的’文化现象，而且还包括我们已经熟悉的西方艺术。”其二是传统艺术史所包含的“深刻矛盾”：“一方面坚持艺术不受时空的约束，有超越历史独特价值的理想主义艺术理论，因此严格地说来，可称为非历史的艺术……另一方面又迷恋于19世纪实证主义的乐观方式，认为历史必须给出因果结论……风格史便是试图在艺术自律之内建立一种叙事或者因果之链。”[5]

 

    泽内尔的话表明，艺术史的研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对立性两极——美学与历史、形式与内容、过去和现在，正是因于这些辨证关系的存在，从而引发了现代艺术评论所揭示的“学科危机”。上引奥立可·格莱巴的《论艺术史的普遍性》也发表于同期《艺术杂志》上。

 

    当代历史与艺术史观念告诉我们，艺术史的研究要拒绝以往论述的所谓权威——诸如其术语、概念和假设，尤其是那些与19世纪实证主义相关的论述——即认为科学原则必须以确定、正确、真实的解释为前提。这也是19世纪初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Hegel, 1770—1831年）首先所启示的信念，即艺术提供各种手段并凭借这些手段使人类精神以某种特有的历史化方式显现出来。黑格尔使用“科学”这个词作为其哲学体系的基础，实乃受制于历史主义的支配，他强调历史主义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在此引导下，19世纪和20世纪初许多文化史家和艺术史家便认为，一切艺术风格均是文化各个方面的反映，任何风格的创造，发展及其演变都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一种现象。[6]

 

    源自于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亦是科学化方法研究艺术史的倡导者，他们和黑格尔一样，将艺术品既视作表义的结构，又认为其具有内在的过程，与文化的其他方面保持着某种不断变换的关系。这却致使了后结构主义者对诸如艺术作品的原创性、个体艺术家或作者的权威以及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核心地位等观念的解魅行动。当后现代理论家批判现代艺术史是一种“忸忸作态的科学”，[7]当代社会艺术史家也提出“艺术本身是历史吗?”的命题，主张艺术史研究应进行从对风格史的关注向“片段历史”，或“微观历史”的研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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