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不太敢提起的话题　　

　　近年来，笔者虽然一直潜心于书法理论的探索，但是说老实话，“书法理论”，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不太敢提起、或不愿提起的话题。因为当今的某些书学实在进不到“理论”的范畴——其研究方式或其中包含的主要问题，实在不是什么理论或理论所要解决的。 

　　许多人连什么是“造型艺术”、“视觉艺术”、“浪漫主义”、“古典主义”都搞不清楚，就发表长篇大论。如果这种情况仅发生在一些初出茅庐的“小字辈”身上还情有可原，遗憾的是，在不少颇有资历或曾专修美学的理论家那里也时常能发现此类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例如，一年前一家权威专业刊物上曾刊载一篇题为《论两种书法美》的大作，文中竟将魏碑、金文、甲骨文等等非自觉书法之美学特性统统归之于“自然美”的范畴，读后颇为吃惊。 

　　在一些书法理论研讨会上，人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况：本来属“形而上”的问题，到最后变为对基本词汇含义的争论。 

　　基于此种现状，我们自然不能对当今书学期望过高，而只能呼吁——先看词典，然后再作文章（据此，笔者极欣赏陈方既先生发表在《书法导报》上的那则《读近年一些书法美学著作》辩驳文章）。 

　　对当代（除书法以外的）学术成果漠不关心，不善于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学、心理学、文化学等），数十年如一日地弹着同一曲老调，是当代书学长进不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不加分析、不管是否适合照搬西方的新方法、新名词固然讨厌；但仅一味责怪“新名词爆炸”，自己却不愿去呼吸外界的新鲜空气，同样令人生畏。在1992年的一次全国书学会议上，笔者曾亲眼目睹某些名家“声讨”一些书论中应用“主体”、“客体”等术语之场面，大有要将这些“舶来品”清除出书学理论之势头，令笔者不寒而栗。 

　　尽管新的研究方法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在多数情况下，有的放矢，引进新的研究方法肯定要比搬用老套更能说明、解决问题。例如，以往人们对“一种艺术形式为什么必然会从率真走向规范”、“为什么变形了的作品更能引发观者的情绪反应”等问题一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而我们一旦应用现代心理学中的“格式塔”理论就会使问题迎刃而解。 

　　考据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科学，其意义和作用不言而喻，并且其一丝不苟的分析精神也正是当今书法研究所值得借鉴的。但是，正如汉语词典不等于汉文学作品本身一样，书法考据学也不等于书法理论本身，它仅属于考古的范畴。因为很显然，考据学不具有理论思辩的性质（当然，以考据为基点，然后进行理论阐述分析那是另一回事）。很难想象，一个文学界或美术界的理论研讨会，会有许多版本学家、史料整理者或家谱鉴定者参加，而这种情况却充斥于当下的书法理论研讨会。在这方面，更大的危险还来源于一种十分荒谬的看法：考据学脚踏实地，而理论研究则虚无飘渺。若果真如此，世界上浩如烟海的哲学、思想论著可以统统付之一炬。

 　　在谈论中国当代书法理论现状时，陈振濂与邱振中是两个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的人物。从理论特征上讲，前者致力于古代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接轨，而后者则试图站在一种国际文化的大环境中将书法推向未来。我实在无法断定，对于当代书坛，哪一者更重要、更具现实与历史意义，就如同我们无法判定一位力图使楼房坚固耐用的建筑师与一位力图使楼房变得别具特色的设计师之间哪位更重要一样。展现在陈振濂面前的是一片低矮的茅舍，而出现于邱振中脑际的是一群摩天大楼。如果没有陈振濂的苦心经营，邱振中永远只能是一个孤家寡人；相反，如果没有邱振中的好高鹜远，陈振濂的意义也会减弱许多。当然，我们也不能说：陈振濂缺乏深刻性、邱振中缺乏现实性——前者深刻性往往包容于轻松优美的散文化文辞之中，后者的现实性往往潜藏于晦涩拗口的哲理性词句之中。这一点，只要认真阅读过他们著作的人都（或多或少）会感受到。 

　　尽管批评是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当代书法理论的现状告诉我们，对陈、邱二位进行批判为时尚早；并且我相信，当今多数书学家之理论深度与水准，还不足于批判他们二位。 

　　假如我们将当代书法比作是一个刚从童年期迈步出来的翩翩少年，那么当代书学还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 

　　因此，当代书法理论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构建而不是急于解构。